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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里短]海波文集:《高原落日》第三卷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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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发表于: 04-16
  《高原落日》卷三  第十一章

  
  那次倒霉的听门事件带来了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使我在好长时间内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事发之后的好几天黑牛都没有出工,整天呆在家里和媳妇闹别扭。和我一块参与此事的那几个年轻人都很惊慌,把我喊出去商量对策,说黑牛要和媳妇离婚呢,这事就说不定捅到公社那里去的。
  
  谈话的核心是劝我想点办法,把这事说成大家都不知道,全是黑牛俩口子在那里胡闹呢。
  
  我坚决反对这种说法。认为这算不了什么大事,主张,有什么说什么,大不了是个玩笑开过头的错误。
  
  我真正发现事情的严重性是在一个月之后。那时正值冬闲的时节,村里劳力比较宽余,生产队就安排我领着几个女劳力在村后头加固被洪水毁了的水渠。
  
  参加这工作的有“六指儿”的女儿腊梅,老队长的女儿芳芳,黑牛媳妇和其他几个年轻女人。
  
  黑牛媳妇见了我别别扭扭的,动不动就脸红到脖根处。我知道是因了那天晚上叫门的事,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就尽量不和她说话,避免双方尴尬。
  
  没过几天,我就发现情况有点不妙了。那几个女的老是凑在一块唧唧咕咕地说着什么,一边说一边挺鄙夷地看着我。我一走到跟前她们又不说了,只管把工具磕得叭叭乱响,。
  
  有一次,从河床里往上背石头,她们抱不起来,让我抱。当我把一块石头高高地抱起来时,她们几个却推推搡搡地谁也不肯弯下腰来接那石头,害得我把那块沉重的石头抱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抱起来,反复无折腾好几回。
  
  这其中最惹人生气的就数腊梅了。她不但嘴头刻薄,就是那招儿也挺险——总是在我气力不支,想把石头放下来时来了,并低低地弯下腰去,做出一副准备背石头的样子。可是当我刚准备把石头往她背上放时,她却尖叫着逃了,一边逃一边说:“男的拿石头往女的身上压,谁好意思。”
  
  这还不算,她还飞奔过去揉搡着黑牛媳妇,问她说:“嫂子,你说是不是?你不是吃过一次亏了吗?”
  
  黑牛媳妇立时弄了个大红脸,嘴里咄咄呐呐地骂开了:“没眉眼,畜牲!”
  
  这不是在骂我呢么?在这之前我曾经听毕女人说过:“村里人都议论你不是东西,半夜三更叫人家新媳妇的门。”当时,我只当作玩笑听,没理这个茬儿,现在看起来毕女人说得不假!
  
  我一下子气坏了,想扔下手中的石头跑回村找那几个后生说清楚这件事。后来又觉得这样做太丢面了,万一事情闹砸了,还影响我的前途。于是,便忍了这口气,准备自个儿把石头抱上渠畔去。
  
  还是芳芳给我解了围。她平时很少说话,但这天却表现得格外果敢。她推开腊梅和黑牛媳妇,走过来,弯下腰说:“放吧,我背。”
  
  这是多大的信任和支持啊!刚要放上去的时候,突然发现朝上的那一面比朝下的那一面更平坦,便把石头翻了个儿,为的是让芳芳背起来更舒服一点。谁料想这么一来反而惹来了麻烦——就在我终于调正好了那块石头往芳芳背上放得那一霎那,我的脚被什么东西轻轻地绊了一下,连人带石头,朝芳芳身上压了过去。一下子将芳芳压倒在地上。
  
  腊梅立即怪叫起来,一边奔过来扶芳芳,一边刻薄地说:“看看看,你还不信?吃亏了不是?”
  
  我一下呆住了,定定地站在那里,等待芳芳破口大骂。
  
  可是芳芳并没有那样做,而是浅浅地笑了笑,又把腰弯下来说:“放吧,干石头活那能有不失手的。”
  
  她说得平平静静。我呆了,腊梅他们也呆了,就在我又将那块石头往芳芳身上放的当儿,腊梅一把扯了黑牛媳妇跑开了,道:“咱们走,别妨碍了人家芳芳的好事。”
  
  这一下我可忍不住了,一把揪住腊梅的衣领,厉声喝道:“这话什么意思?”
  
  腊梅先是吃了一惊,随即便镇静下来,呲着牙冷笑道:“怎?你听了人家黑牛媳妇的门还不够,还要欺负我这大姑娘呀——”
  
  “我操你先人,”没等梅把话说完,我便一个巴掌抽了过去,打了她个满脸血。腊梅开先还拼命地抓我的头发,咬我的胳膊,我一下子将她按在地上,抡圆了巴掌只是个抽打。黑牛媳妇赶过来劝架,我指着她的鼻子,问她那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她气得哭了,扭头就跑。
  
  我和腊梅就这么扭打了好长时间,最后才被芳芳她们撕扯开来。这之后的好些日子,我再没有出工去,只是一个人在家里生闷气。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像城市里那样一开始就搞得乌烟瘴气。消息是在一种极平静的气氛中一点一滴地渗透进来的。最开初,当进城赶集的人们从徒步串连的红卫兵手里接回成捆的宣传纸头时,村里人没有把这当一回事,那些年的运动多,天知道上面又搞什么运动呢。直到后来,“晃财主”和贺会计也参加了对抗的两派红卫兵,大家才稍微吃了一惊,但也仅仅局限于对这些人的蔑视,认为他们都是些二流子,并断言他们:迟早会吃不了兜着走的。村里的生产仍在继续,公社的干部仍在下乡,与前不同的仅仅是上级下达的文件上多了一些套红印刷的主席语录。
  
  就在我和腊梅打架后的第二天,高家河村里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毕女人被抓走了。走的时候,脖子还挂了一串破鞋。村里人都说,这次运动专门整那些小偷小摸、男盗女娼的事儿。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吓了一跳,心想:听黑牛媳妇门、和腊梅打架这两件事,算不算男盗女娼呢?我开始害怕了。
  
  接下来这段日子,我是在十分惊慌中度过的。只要村里的狗一咬起来,我的心便狂颤个不停,总以为自己的事发了,那神态倒好像自己真的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般。好几次,我都想找二叔把事说清楚,可是二叔总不在家,三天两头往县城里跑。他的这些行动都是背着人干的,连二婶都不知道。这样一来,便更加重了我的疑虑,整天起来提心吊胆,六神无主。
  
  一天深夜,二叔找我来了。他脸色惨白,胡须长得老长,一进门便把我从被窝里提出来,要我马上穿好衣服到他家去,并说:“梁社长也在那里等着呢!”
  
  一听这话,我吓坏了,总以为腊梅把我告到公社去了,颤抖抖得硬是迈不开脚步。等见了梁社长,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一回事。梁社长挺亲切地招呼我坐下,稍微顿了一下,便开门见山地告诉我说:
  
  “高良同志,公社决定让你接替贵堂同志代理大队长职务,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我一下愣住了,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二叔这时才说:“良儿,梁社长说的是实话。你桂梅姐在北京出了点事情,我得去看一下。村里大,事情又杂,你要好好听领导的话,这段日子里别出乱子。”
  
  这时,我才知道桂梅姐已经是首都财贸口的红卫兵骨干了,据说她正组织人攻击中央领导人呢。我的浑身一下子冰凉起来了,脑子里乱哄哄地不知想些什么。等到我清醒过来,二叔已经把全村的社员都集中起来了,梁社长宣布了公社的决定后连夜返回去了。
  
  啊!权力。踏破铁鞋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的心情顿时好了起来。
  
  二叔走后的第三天,我便召开了上任后的第一次会议,具体地布置了农田基建和积肥工作,这些工作对我来说是相当生疏的,勉勉强强说清了自己的意见,最后要大家讨论。
  
  谁知那讨论会就是开不起来,大家谁也不肯说一句话。男人们埋头抽着旱烟,女人们“噌儿噌儿”地做着针线活,任凭我怎么样启发,硬是没人发言。我急了,草草地散了会,直奔公社找梁社长汇报去了。
  
  说起来也凑巧,就在我刚刚离开高家河不久,村里就来了位稀客,一位与我有极大的关系又从没有见过面的稀客。
  
  此人穿着一件光板棉羊皮袄,一条白羊肚手巾把耳朵和头发一古脑地裹了起来,一进村子便四处找人问我们家住在那里。当时,刚刚散会的人们正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坐在河滩里的阳崖根下议论我当大队长的事。他便蹲下来听,一边听一边还询问着更具体的细节。直到父亲闻讯赶来时,才发现此人便是我那个曾经当过盐商的丈人。
  
  他的特殊身份立即引起了村里人的兴趣。据事后有人告诉我,他和我父亲拉了多长时间的话,门外就有人守着听了多长时间。
  
  开先他们俩只叙说分别之后各自家里发生的事儿,互相介绍那些曾经和他们一道闯荡生意的老朋友的近况。拉着拉着那人便把话题引到我和他女儿的事上了,并转转弯弯地说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
  
  他不是来看老朋友的,而是来悔亲的。
  
  他说他女儿成天和他吵闹生事,抱怨老人打小便将她许配给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女子便更没法子管了,天天吵闹着要给红卫兵告状。”
  
  说到这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用手掌拍着我父亲的手背,意味深长地说:“富堂啊!你是谁?我是谁?都是公家人监视的对像。万一让公家人查办起来,谁能有个好呢?”
  
  父亲大概是被“公家人”三个字吓坏了,听他这么一说,便只好忍气吞声从那人手中收回了一百二十元礼,乖乖地送走他那个“亲家”。
  
  那天我去公社汇报了情况,很容易地得到了领导的支持,他们要我“坚决执行公社的决定,有不服从的人就交到公社来处理!”
  
  我巴不得听这到这句话,劲钢钢地奔回村来。一进村口便遇上爷爷正和父亲吵架,从爷爷的怒骂声中,我很快就听出了退婚的事。
  
  许多人都围在那里看热闹。大家看见我回来了,脸上都显出古怪的神情,有人甚至十分卖力气地朝着沟对面的老鳖圪台方向咳嗽着,一股嘲弄的意味。
  
  可我并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无趣的事情,似乎和我没有多大关系。我从容地避开了正在吵架的父亲和爷爷,对在场的村人大声宣布:“别看热闹了,马上到公窑院里开会,公社有重要指示。”
  
  说完,我便回家吃饭去了——我已经差不多有一整天没顾上吃饭了。
  
  吃饭的时候,母亲才将那事从头至尾给我说了一遍。说那人怎么样按着葫芦抠籽儿,怎么样把世界上的强话直说尽。又说到全村人怎么样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听稀罕,看热闹——
  
  母亲的这些话引起了我的注意,特别是说到村里人对件事的态度时,我再也吃不进去饭了,扔了饭碗便往公窑院里奔。一路上我只觉得气鼓鼓地难受,怪不是滋味。
  
  没等我走进公窑院子,里边的吵闹声便传了出来。人们都在议论这事,有几个人甚至因看法不同争得面红耳赤。
  
  我强压着怒气没有吭声,只是默默地走了进去。众人一见我来了,一下子都不再说话了,只有“六指儿”蹲在墙角里拖腔调地说:“哼,良小子的好汉只能在咱们村耍,出了门给人家当孙子也没人要呢。这下好,订下的媳妇退婚了,咱村里的婆姨女子又该遭殃了。”
  
  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听人说过这么刻毒无情的话,我怔怔地站在那里,定定地看着“六指儿”,只觉得浑身的血像潮水一般“哗哗“地扑腾着。
  
  我的神情引起了周围的人的注意,有人连连向“六指儿”暗示,要他不要再说了。
  
  “六指儿”不但没停下来,反而气昂昂地说:“来了,来了怕什么?难道半夜三更撬人家年轻婆姨的门,大天白日欺负大姑娘就有理了么?”
  
  我再也忍不住了,一下子冲到“六指儿”面前,一头把他撞倒在墙角里,顺手操起一把连枷便往下砸。
  
  几个人齐刷刷地拦住了我,老队长用身上护住“六指儿”,对我吼道:“咋?你还打人呀!你是国民党么?”
  
  众人一哇声吼了起来:“为什么打人?”随着这吼声,人们都站了起来,院子里立刻黄尘飞扬了。
  
  这时我什么也不怕了,一跃身跳上院子里的石床,双手往棉袄襟子里一插,“蹦“一声纽扣全飞了。我几乎是一口气讲述了那天晚上听门的事,和那天与腊梅打架的事。一边说,一边吼叫着要当时在场的几个人出来作证。那些人虽然不太情愿,但终归说不出假话来,就连黑牛都证明我的话是真的。这时会场才算安静下来了,人们都眼巴巴地看着我,一脸不好意思的神情。
  
  这种神情更加使我感到委屈,我几乎是含着眼泪对众人说:“你们这样对待我为什么?我当这个代理大队长后还没做过一次事就有错了吗?这错究竟在那里嘛?至于说到我媳妇家来悔亲的事,这能算我的错吗?我告诉你们,这事你们不要操心。今天开完会,明天我就出发,就是抢也要把这个媳妇抢回高家河来——现在开会吧。”
  
  我就这样很草率地宣布了我上任以后的第一个决定。当时我讲得很激动,说话的水平也远远地超过了平时。看着众人吃惊的神情,我的心里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快感。
  
  一散会,我就开始犯难了。年头乱纷纷的,我又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这桩婚事本来就是买卖婚姻,娃娃亲,要是人家真的告到当地政府去我可怎么办呢?
  
  我又后悔了。后悔自己不该冒然宣布那个荒唐的决定。现在怎么办呢?
  
  下了公窑院的坡畔我便没有回家去,而是拐往通向石鱼坝上的那条小路,我需要独自个思考。
  
  山村的夜是安静的,大山沉默而又敦实,小河汩汩地流淌着,在满天星光的辉映下,小河里闪烁着耀眼白色光点,两岸的窑洞里都亮着微弱的灯光。这些灯光集合起来看显得错错落落,摇曳有致,给人一种误入童话世界的奇妙感觉。
  
  我拖着两条沉甸甸的腿爬上了我家坡畔。父亲和母亲还没有睡,他们正呆坐在炕沿上守着那盏熬干了油的灯盏坐着。我没有理他们,慢慢地上了炕靠在铺盖卷上闭上了眼睛。
  
  母亲先开口说话了,她还不知道我要出门的事儿,以为我为悔亲的事沮丧,道:
  
  “良儿,不要急,不要气。只要你以后好好劳动,还愁娶不下个媳妇?我就不信世上的女子都死完了,只有那龟老汉的一个女儿了!”她一边说,一边铺毡,让我睡觉。
  
  我烦透了。挥手挡开了她,对父亲说:“退回的那一百二十块钱在哪里?拿出来给我!”
  
  “咋?你要那钱——干啥?”
  
  “去告诉他们,这婚退不成!”
  
  “啊!”父亲吃惊得差点跌下炕沿去:“你可不能去,那人歹毒得太太,你能斗得过他?”
  
  我一下炸了,冲下炕去抓住旧木箱上的铜锁使劲地扯了一下,对父亲说:“斗不过怎么办?咱这人不活了?脸不要了?钥匙,给我钥匙!”我重重地拍了一下箱子,要砸开它。
  
  父亲这才从炕席底下摸出那枚钥匙来,摸索着打开了铜锁,掀开了箱盖,然后慌慌地闪开去了。
  
  我一伸手抓出了那叠钞票,头也不回地冲出门去。这时候,鸡已经叫成一片,天快亮了。
[ 此帖被葛覃老师在2018-04-16 20:11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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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发表于: 04-16
  《高原落日》卷三  第十二章

  

  这个世界上的怪事真是太多了,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来到毛乌素沙漠边缘的那个村庄后,遇到的第一个人竟然是她——我未来的媳妇满儿。
  
  当时满儿正提着一筐柴禾往村里走着。我很有礼貌地向她问路。她倒勾着头,垂着眼皮,一个劲地用脚尖搓动着路上的一粒石籽,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当我最后说出她父亲的名字时,她的身子颤了一下,飞快地瞟了我一眼后就转身走了。
  
  我慌忙追上去,把刚才问过的话再重复一遍。她没有回头,背对着我说了句:“你跟我走嘛!”
  
  她把“走嘛”这个字间拖得很长,中间拐了好几个弯儿。我仿佛听出来这里边有抱怨,有不耐烦,也隐隐约约地渗透出一丝温情。
  
  我的心一震,意识到她可能就是我要找的人,但我已无力再问下去了,只是远远地跟在她的身后,细细地打量着她的背影儿。
  
  她的个子不算矮,脖子颀长,头发梳成两条光光的小辫,轻轻地搭在肩头。
  
  我非常希望她能转过脸来让我看一眼,并相信只要再看一眼我便能认出她来的。她好像觉察到了我的意图,不但没有转过身来,反而走得更快了,身板挺得更直了。就在上了她家坡畔放下柴筐为我挡狗时,也没有抬起脸来,而是用双手蒙住狗的眼睛,顺下眼睛看着自己按在狗头上的手。
  
  这也就够了,就在她努力地把前额上的一络头发甩向一边时,我看清了她。她是满儿,眉儿眼儿都是满儿的,只是再也不是一个调皮的小女孩子了,变成了一个十分腼腆的大姑娘了。
  
  我的心不由地狂跳起来了。
  
  就在这时,屋门开了。从门里走出两位老人,老头手里端着一把带橡皮套子的黄铜水烟袋,一脸诧异,老婆正忙慌慌地用围裙揩着面手,显得有点惊慌。我们三个人的六只眼睛的光一下子撞在了一起,空气顿时像凝住了似的。
  
  “谁呀?又是来买羊的吗?”老头先开了口。
  
  我连忙振作精神迎过去,怯怯地说:“伯父、伯母,我是从高家河来的,我叫高良。”
  
  老头听了我的话,惊讶地大张开嘴巴好半天合不拢去,老婆婆连忙把我让进屋里。进屋时,我又回头望了一眼,发现满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了,那条狗正十分认真地在她提回来柴筐里翻寻着什么。
  
  这天晚上,我和那老头拉了好长时间的话。他果然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拉话时,他总抢着说他和我父亲的交往、自己的经历,始终不肯提我和满儿的婚事,仿佛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似的。当我委婉地把这件事提出来后,他竟亮出满嘴的黄牙大笑起来了,笑了好久才说道:
  
  “好娃娃哩,这事过去了,你不要听别人瞎说。”
  
  说完他又笑起来。一边笑,一边眯缝起眼睛看着我,像是在估摸着我的体重似的。
  
  他那笑声更是特别,每到尾音时总变成一种尖细的哨音,我终于忍不住了,从炕上蹲起来说:
  
  “伯父,你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你说我听了别人的话,我会听谁的话呢?这是我的事,应该由我自己来做主!”
  
  “你的事?什么是你的事?”
  
  “我和满儿的婚事嘛。”
  
  “婚事?”老头子一下子拉长了脸,装出一副惊讶的神情来,说:“这事不是说好了吗?怎又提起来了?”
  
  “你没有和我说好呀!”
  
  “你?你们家里究竟谁是主事人?”
  
  “当然是我,不要说我们家里,就是高家河村里,我也说了算。”
  
  我说完这句话就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一张纸头来——那是公社任命我代理大队长的通知,上面有一个鲜红的印章。
  
  那老头双手接过那张纸头,一边凑着灯光看,一边拖着声调说着:“噢——高富堂的儿子长大了,有本事了,还是个代理大队长呢,真的能当家了——可是,你这么有本事,当年怎么不说话呀?害得我和你当不了家的老子在那里瞎说,这不是把孔夫子挡在学校门外了吗?”
  
  这已经完全变成嘲弄了。我一下子跳起来,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意思,但有说头!你现在瞎好也算个队干部了,总不能不说理吧。我和你父亲谈这婚事时,你还在炕上舔拳头,我怎和你说呢?我怎能知道你就是姓高的当家主事人呢?——娃娃啊!你说我老汉错了那一步呢?”
  
  我一下子愣住了,觉得这件事确实不占理,一扑沓软在炕头上了。
  
  那老头见我这模样,立即松了口气,一边悠闲地抽着旱烟,一边笑嘻嘻地说:
  
  “娃娃呀,你还年轻,经的事少。虽然已经升了大队长了,但终究还算不上很老道。别的不说,就说你刚才那几句话,就说得不好。这话是说给我听,要是换一个有钢口的人,人家会把你领到一个有尺寸的地方去论理。我和你父亲交情重,打狗也得看看主家面,也就认了。”
  
  说完这番放话,竟装起一锅水烟递过来,让我抽。
  
  我已经被他的话彻底镇住了,慌乱得不知该怎么才好。就在这时,后窑掌里有人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满儿坐在她母亲的背后,正两眼定定地看着我,脸上此时没有羞怯和腼腆,完全是一副坚定的坦然的样子。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到一线希望,一个念头迅速地从脑海里生起:从她身上下手,这是唯一的缺口。
  
  我一下子镇静下来了,顿时感觉到充实和自信。
  
  该睡觉了。老头把我安排在隔壁的另一个窑洞里和他一块睡。并吼喊着让满儿先过去煨炕,他和老婆子在箱子里翻寻被褥。我趁这个机会先过去和满儿说两句话,探个底儿。刚一出门,就有人在我身上猛拽了一把,我定睛看时,那条狗已经扑到我面前来了,全凭那人抱了狗头。这时我才看清楚这人是满儿。她一边抱住狗,一边侧过脸来,摆着头示意我快走。
  
  “机会!”我的心尖叫了一声:“这是一个机会!”我一步冲上去将满儿抱在怀里。
  
  满儿先是一愣,随即浑身狂颤起来。她大概还以为我要亲她,头像拨浪鼓一样左右闪着,嘴里低低地嚅喃着说:“不敢这样,不敢这样——”
  
  我急了,一把捧着住她脑袋,把嘴直贴到她的耳朵上,一字一句地说道:“今天晚上留着门,我要过来睡觉!”
  
  那完全是命令的口吻,没有一丝一毫商量的意思。满儿一下子不动弹了,挣脱我的手只是后退,我能很清楚地听见她牙齿磕碰“砰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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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落日》卷三  第十三章

  


  婚后满儿时常抱怨我说:“你太愣哩。那天差点把我急死。要不给你留门吧,怕你从窗子里跳进来;要给你留门吧,又怕我妈察觉着。急得我一晚上没敢睡,把那门关了又打开,打开又关了,瞎好没有个主意。”
  
  我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一听到这事浑身就发软,脑壳子就发麻,腿肚子就抽筋。
  
  怎么说呢?搂底儿一句话:我比她更害怕百倍,那完全是在冒险呀!
  
  那天晚上,我确实吓坏了。和满儿说了那句话后,我的浑身上下,手儿脚儿就抽搐个不停,牙关子磕得像冰雹子砸在牛皮鼓上一般,“砰砰“乱响。一进屋子便裹了被子,抱了枕头窝在那土炕头上了。
  
  满儿他爹总以为我在路上着了风寒,张罗着要给我拔火罐放血。吓得我连连央告,胡乱便睡,生怕他发现了什么。睡下以后,老头还问了我许多事儿,问我冷不冷,觉得被子薄不薄。我一律“嗯,嗯”两声,算是回答。我不能张嘴呀,我害怕自己牙关子磕打的声音被老头听见了无法解释。
  
  凭心而论,我当时完全没有了敲满儿门的想法了,反而为自己刚才那个大胆的举动后悔得要死,害怕得要命。
  
  真玄啊,这里边吃亏的茬口太多了。如果满儿性子稍微硬一点,翻手抽我一个耳光怎么办?喊叫起来又怎么办?就是退一步说,满儿不打不喊,我的举动让那老头老婆婆发现了怎么办?
  
  想起这些,我已经是大汗淋漓了,如果是那样,我还能呆在这儿吗?说不定早就被麻绳子捆住胳膊腿拉到当地的公社或红卫兵那里去了。那还了得么?我在这里没有一个熟人,没有一个亲戚,不是被红卫兵用乱枪托子揍死,就是被公社干部解送回家乡。
  
  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天一亮我便起程回高家河,这号把戏今生今世再也不敢耍了。难道没媳妇就不是人了,没权力的人就不能活了?
  
  想象中我觉得自己已经坐在返回家乡的长途汽车上了。那车开得真快呀,听见的是两耳风响,看见的是四山乱转,公路两傍的护路白杨像醉汉一样成排儿向后倒。
  
  啊呀呀,县城到了,县河过了。山坡上去了,山梁过去了。我已经稳稳地坐在我家窑垴畔上那个酸枣树地畔上了。老鳖圪台、石鱼坝,一弯小河静,两行岸柳青,真是山也亲来水也亲哪!
  
  想象之中,我又坐在家里的炕头上了,村里人、家里人、石耱河流域的所有人都来看我来了。这其中有父亲、母亲、爷爷、二叔、老队长、毕女人,还有其他村里的那些长辫子大姑娘们。他们把我团团围住,眼巴巴地盯着,那阵势就和我当年上台发言和扭秧歌进彩门时一样。人们都急急地催我说话,听我的离奇经历,仿佛要伸手从我喉管里把话掏出来一样。
  
  我定了定神就要开口了。可是刚一张口,便愣住了。说什么呢?说我怎么丢人败兴吗?说我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反而差点被人家扣到异乡吗?说我怎么样被满儿她爹训得龟孙子一般张嘴结舌吗?如果是这样,我还怎么在高家河混下去,更不要说当什么大队长了呢?
  
  不能,我不能这样空着手回去,我要把满儿娶回去。做不到这一点,我的一生就算完了,就要永远受穷受可怜,永远受二叔他们的“保护”,永远被“六指儿”他们小看、欺侮、嘲弄!
  
  想到这里,一阵悲哀和绝望笼罩了全身,泪水立时涌了出来。
  
  我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人啊!没有一个能保护我的父亲,没有一个慈爱我的母亲,没有一个像素花那样喜欢我的姐姐,我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穷“字。就这“穷“字也是不地道的呀。如果我穷得像老队长家芳芳、三婶家的顺意一样,那也会好得多。我会受到政府的资助,会享受到助学金或救济款,会成为一个平常的穷人呀。可是我能那样么?不行呀。我穷也和别人穷得不一样呀!
  
  这绝望是多么的深重啊,它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一扑腾从被窝里坐了起来,想放开嗓门大哭一声,只有这样才能稍稍宽慰一下。可是刚一坐起,我便像被蝎子螫了一般躺倒了,我这时才发现身旁睡着的那个干瘦老汉,我父亲的朋友,满儿的父亲,我那要么是岳父要么是仇敌的老汉。
  
  我的心情又一次平静下来了,自己劝慰自己说:不要气馁,不要害怕;心要打硬,气要鼓足。千万不要悲伤,因为你没有条件悲伤;万万不要乞怜,因为世界上无人怜你!这个世界上比你强的人不少,比你差的人也很多。你比惠老脑多了一条性命,比素花多了一点自由,比村里的同龄人多了名气,比高家河的其他人多了权力!那怕世上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你,你也要看得起自己,更何况你还徒手杀猪,跳台演讲,激愤闯彩门,凭空骗干粮,有过无数次辉煌呢!
  
  回忆过去确是壮胆的灵药,这时我再也不感到悲哀和绝望了,脑子只想着一个问题:如何闯过这一关,出路在哪里?出路是什么?完全不像一个身在异乡的孩子。更像一个成熟的木匠在打量着一段木料,计算着每一个卯口的尺寸和径深!
  
  满儿是个什么样的人?进村时她为啥不肯转过脸来?我和她父亲说炸了时,她为啥咳嗽?是真的想咳嗽还是另有深意?
  
  我出门时她为什么要给我挡狗?我抱住她脑袋时她为什么不喊,不叫,不打,不咬,不挣扎呢?
  
  她说“不敢嘛!”是“不敢”?还是“不想”?“不能”?“不愿意”呢?这几种说法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想到这儿我甚至突发奇想:要是手头一本字典该多好呀。
  
  我使劲地咬了咬嘴唇,抱怨自己在这样的时刻还想那些孩子气的怪事,连忙把思考的重点转移到别人身上了。
  
  满儿她娘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我进去她会发现么?发现了又会怎么样呢?大喊大叫么?忍气吞声么?一刀剁了我?
  
  不会的。凭我对她印象就知道她是一个软弱的女人,像二婶一样被老头指使得六神无主的女人。有这样一个老婆子在,比满儿一个人独自住着更可靠,更不容易出乱子。满儿她好意思当着她娘的面张扬吗?张扬什么呢?张扬说有人钻进她被窝里来了吗?不可能,完全不可能!
  
  现在的问题全集中我身边干瘦老汉身上了。世界上如果没有这个老汉该该多么好呀!
  
  可是那老汉硬是“有”在那里。他不但存在着,还挺气派地打着鼾儿呢。你看他那眉毛有多长,鼻孔有多大。嗨嗨!他的眼睛怎睁着呢?咦,嘴也张开了,你还想吃我呀?
  
  我正这么想着,老汉突然拖腔拖调地呻-吟了一声,两片软嘴皮子“巴匝”个不停,好像在品摸什么十分有味的东西。
  
  这时,我突然又发开奇想了:刚才他张嘴时,我扔一个土块进去,他会咂摸出什么味道呢,他还会像现在这样有滋不味地“吧哒”那张软嘴吗?
  
  这个十分孩子气的念头突然提醒了我。我想:我真的把满儿娶走了,他能说什么呢?他还能端着个水烟锅子给我讲大道理吗?
  
  胡扯!他还讲个狗屁!他将嘴底无言!
  
  这个念头使我一下子兴奋起来,三把两把穿上衣服跳下炕去——
  
  真的,我完全没有“蹑手蹑脚”,而是非常大方地离开那个屋子,临出门时我甚至想转回去推醒那老头,让他看一看我在干些什么。
  
  “什么强人?狗屁不是。”
  
  我心里就这么狠狠地咒骂着,胡思乱想着,闪在门外了。
  
  啊,好大的风啊!一出门我便打了个冷颤,猛地记起了那条狗。
  
  “狗一叫不就全完了吗?”我心里尖叫了一声。
  
  这时我恰好走在两孔窑洞之间的位置上,四下里黑乎乎地,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觉得处处都有狗的气息,只是不清楚狗在哪里。我慌了,连忙将身了贴在窑墙上,转着脑袋张望着。
  
  这一刹那间,我差点退回到老头那个屋里去。因为我突然想到,满儿会不会把狗拴到她的门口呢?对一个腼腆的女孩子来说,完全是一种恰当的自卫方式。要是这样,我还有什么办法呢?狗不通人情啊,你给它磕头作揖行贿、纳钱、拖着腔儿叫老子,也不济事啊!
  
  我就这么绝望地想着,慢慢挪动着身子试图逃回去。
  
  就在这时,我的脚下什么东西“啪”地响了一声。那声音虽然不大,但也差点把我震昏过去,本能地弯下腰去捡起那东西来。
  
  原来是把锁子,铜的。
  
  我立刻镇静下来了,心想:满儿门前没有狗,如果真的有狗,听见响动它能不出声吗?
  
  想到这里我一下兴奋起来了。一个箭步跨到满儿的门口,在门扇上轻轻地一推——那门是虚掩着的,“吱儿——呀”一声绽开了。我一闪身钻了进去,然后顺手闭上了门。门“咣当”一声脆响,吓得我一下扑倒在炕沿石上,差点背过气去。
  
  满儿她妈在后炕头迷迷糊糊地问道:“什么呀?”
  
  我慌了,刚准备转身逃去,见满儿在我身后接了腔:“死不了的猫儿又把窗纸扯烂了!”
  
  原来她不在炕上,而是站在门扇后边。我不由大喜,正准备对她说点什么,她一把将我拖进被窝里,用被子捂了我的头,又是手拧,又是脚踢,只管下死力地打我。此时,我哪里还能顾得了这些,只觉得头如斗大,两眼发黑,心锤儿跳得像放山炮一般响亮,浑身软得像面片子一般,想动一下,手和脚都不知在那里长着,心里只管念叨着“挺住,挺住”,结果还是没能“挺住”,我昏过去了。
  
  当我醒来是,天已大亮了,我发现自己依旧躺在满儿的被窝里,满儿她爸和她娘正在那里争论着什么——
  
  “这娃娃虽然是个冒失鬼,但总是童男子么,还不如你说的那人?”这是满儿她娘的声音。她使劲地扬着两只瘦手,拼尽全力地说着。
  
  满儿她爹黑煞着脸蹲在后炕头,瞪着眼吼道:“我说的那个怎啦?人家贩羊挣来的不是票子?那票子扎手哩?”
  
  满儿她娘没示弱,梗起了脖子抢白:“票子,又是票子,票子能当人使么?三十岁的人了,还是个二婚,能和咱满儿成个囫囵心吗?”
  
  老头“啪“地扔下水烟袋正想说点什么,门外突然传来了满儿的哭声,那声音虽然不高,但却挺能震撼人心的,我吓了一跳,一跃身坐了起来。
  
  满儿她爹这时才像突然发现我似的,朝我凶狠狠地骂道:“你小子!还当大队长哩,你常就这样睡到半早晨不起来吗?我满儿不饿死了吗?”
  
  他的眼睛红钢钢的,一会像要扑过来打我,一会儿又倒像要打他自己,但最终却谁也没打,冲出门去了,留下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妈妈的,二流子都成了个人了。”
  
  我估摸着这句话的意思,好半天理不出个头绪来。
  
  这时满儿她娘才哭咧咧地开了口:“娃娃啊,你回去给你爸说,订个日子迎亲来吧,这事就算这么定了。”
  
  “怎么定了?”我喷口追问了一句。
  
  满儿娘竟破涕为笑了,一边笑,一边胡乱地揩着脸上的泪水。
  
  这时我才明白自己把事情办成了,彻底地办成了。连日的辛劳和紧张一下子袭上了我的心头,一倾身便又躺在那个热被窝里了。
  
  三天之后,我动身了。在这三天这中,满儿她娘变着样儿给我吃遍了她家的各样稀罕食物,临行前还给我装了一大口袋烤干了的馒头片儿,要我路上吃。当我要给她留那一百二十块彩礼钱时,她哭了,把那钱深深地塞进我的衣袋里,颤着声说道:
  
  “娃娃呀,我不要钱。我只要你对满儿好。世人都说‘明教子,暗教妻,枕头底下商量是好夫妻’!只要你和满儿能过成个日月,我就心满意足了。”
  
  她和满儿就这么一直把我送到岔路口,当我问起满儿她爹时,母女俩一齐笑了起来。原来老头生气不过,把一肚子气全撒在那条狗身上了,一根绳拖了转村卖去了。
  
  “一辈子强人么,这下吃了你们的哑巴亏,心里不好受么。”满儿她娘叹息着说。
  
  一句话说得我和满儿的脸都红了。我连忙转身上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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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发表于: 04-16
  《高原落日》卷三  第十四章

  



  就在我离开的这段日子里,村里边连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二叔从北京回来了;二是“晃财主”死了。
  
  这两件事几乎是在同时发生的。据村里人事后对我讲,出事的前一天晚上,老鳖圪台花椒树林里的两只猫头鹰整整地狂笑了一夜。那笑声十分响亮,十分吓人,直惊得满村的鸡不敢叫,狗不敢咬,饲养棚里的大牲畜们将脑袋插在一起狂颤个不停。
  
  开初,村里人还总以为是桂梅出事了,因为第二天一大早人们就听见二叔家院子里传来了亮格哇哇的哭声——平日善良温顺的二婶一边哭,一边操了一把菜刀要和刚刚回来的二叔拼命。二叔完全不像平日那样大喊大闹,只是夺了菜刀蹲在磨盘上抽旱烟。直到村里人赶了去,二叔才告诉众人说,他们之所以闹架,只是因为这次没见上桂梅的缘故。
  
  “咋?没见上桂梅?她人呢?”村里人都吃惊了,马上联想起猫头鹰奇怪的叫声。
  
  二叔从容地笑了,说:“这事我也解不开,就连县上的干部也解不开。反正一句话,桂梅被公家人派到外国去了。具体干什么,人家不给咱们说,只说是解放全人类哩!”
  
  “外国?那外国有多远呢?天大大,咱们在中国住得好好的,跑到外国干啥哩么!”
  
  一群婆姨女子们首先尖叫起来了。这尖叫声又唤醒了二婶的愤怒,她又扑磕着要和二叔拼命,并发誓说,要么二叔把她打死,要么她就要到北京找毛主席讨论:“中国的男人千千万,怎就把我女儿一个人派到外国去呢?难道老人家也不说理了吗?”
  
  村里的几个老年人拦住了二婶,比三比四地说了一些“国事为大,家事为小”的道理。老队长说:“桂梅她妈,你真是个憨婆娘,能派到外国的都是咱们的人才啊。你想想,国家培养一个人才多不容易,咱们也不知底,据大首长讲,要培养一个能说外国话的人,光学习的费用折合成黄金就足够打一个金人,国家摊这么大的本钱,能不关心这个人么?”
  
  一席话说得众人都服了,二婶也破涕为笑了。大伙都撺掇着要老队长讲一讲外国人的事儿。比如怎么吃饭,住什么房子等等。老队长说他不知道。众人哪里肯信,正闹得不可开交时,三婶惨白着脸从外面挤进来,扑在二婶的怀里失声痛哭起来了。
  
  这时候众人才知道,出了事的是“晃财主”!
  
  “晃财主”死了,他不是死在武斗的枪林弹雨里,而是死在解-放-军的军-车上。当时两派武斗组织已经被解-放-军交械了,就在这伙人乘坐着军-用大卡车从外地返回县城的时候,“晃财主”从车上跌下来被后边的车压死了。
  
  “晃财主”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安分的人。当时车队正在围观的人群的簇拥下通过县城街道,部队首长为了防止两派红卫兵借机闹事,命令军车一辆接一辆缓慢开过,并事先通知车上的人不准私自下车。可是我们的“晃财主”却昏了头,他面对如此壮观的场面得意忘形了。先是拼命地朝着围观的熟人呼喊,最后竟然伏在车栏杆上倒垂着身子向“熟人“”发香烟卷儿,借此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可惜的是那些接到香烟的人们,除过县畜牧站配种员折师傅外,其他人都不认识他。就在他一边扬着烟卷,一边拼命地作自我介绍时,那身子一下子失去平衡,一头扎了下去。
  
  事后人们说,如果当时同车的人不要理,“晃财主”还不至于立即毙命。可是同车的人没有这种常识,即便有,也很难在那一刹那间作出理智的判断。当他们发现这个情况时,能看到只是“晃财主”的一只朝天扬起来的脚。几个人几乎同时扑过去想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但他们失败了,抓在他们手里的只是一只臭不可耐的破胶鞋,而“晃财主”的身子却因这一抓迅速地改变了方向,一头扎向正在前进着的车轮下面了。当车终于刹住时,“晃财主”早已脑浆四溅,把那盒没来得及敬完的香烟染了个血红。
  
  “晃财主”的葬礼是在解-放-军首长主持下举行的。部队首长担心家属闹事,特地动员县上的几个老干部来高家河和老队长商量此事。
  
  老队长没有作难,他没有向部队首长提出任何要求,甚至连应该得的一次性抚恤金也不肯放下。他只是抱怨自己没有把儿子管好,“死也死了,还给国家造成这么大的麻烦!”
  
  他的这种大度使部队首长大受感动,就在我刚刚回到村里的第二天,就以高家河大队代理大队长的身份在县城参加了一次军民团结座谈会。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过的第一次座谈会,当我和那些素不相识的部队首长一块像打哑迷一般对话时,家里人正悄悄地给我准备办婚事呢。
  
  按照我和父亲原来商定的计划,那婚事将是极简单的,用那一百二十块彩礼马马虎虎办了拉倒!连村里人都不准备请,只请家族里边的的几位长者聚一聚就算了。谁知我在县上参加座谈会却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个设想。就在开完会的当天晚上,县广播站就以头题,报道了这件事。第二天一早,我和首长们谈话的照片便张贴在县文化馆主办的宣传橱窗里了。这消息一下子传到了高家河,高家河乃至石耱河流域一下子炸-营了。人们奔走相告,把这事传了个神乎其神。有人甚至传言:部队首长看中了我的才能,想让我破格参军哩,多亏县上的领导人再三再四地央求,才算留下了我这个“天才人物”。
  
  这些传言立刻煽起高姓人翻身过好光景的热情,爷爷和二叔都竭力主张把婚事办得热闹一点:“宁穷一世,不穷一天,要拿出个架势来让周围人看,告诉他们姓高的光景又红火起来了。”
  
  父亲和母亲开始还有点胆怯,生怕把事情闹大了,公社出面干涉。但立刻就被爷爷骂了个臭死,他断言:“众人口里有福哩,说谁家好起来,谁家就会神不知鬼不觉真的好起来。”
  
  就在父亲和爷爷争论的同时,二叔已独自忙起来了。他四出给亲戚捎话,给朋友下帖,甚至把这消息转转婉婉地告诉了梁社长和公社里的一些重要干部。
  
  喜日子定在那年的腊月初三,这是我老爷爷出世的日子。
  
  办喜事那天,来了二百多客人,光礼金就收了四百多元,相当于一个干部一年的工资。
  
  喜事完全是按旧俗进行的,满儿进村时,喇叭、号头一哇声,锣鼓炮竹齐鸣。新人进院子后下马拜爷爷时,老人家竟然把最新的衣服穿在身上,高兴得痛哭了一场。
  
  在婚礼上,我算出尽了风头,露尽了脸。无论大事小事二叔都派人过来问我,他自己也时不时地跑过来找我,很庄重地向我请示队里的工作,汇报上面来的消息。有一回他竟然把从广播上听到的天气预报让人抄了一份拿过来让我看。发现我有些诧异时,愣了一下,接着便大笑着说:“听懂了,听懂了,一满是听懂了,坚决按照你的指示去办。”弄得我好半天摸不着头脑,不知他听懂些什么。后来我终于忍不住了,把他拉在一边劝他不要这样咋咋唬唬,他一下子恼了,压低声音对我说:
  
  “你快悄悄地坐着,我做什么我知道,啥咋咋唬唬?自家人不抬举自家人,还等着别人抬举吗?”
  
  我连忙分辩道:“抬举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呀,咱们不是在办喜事么?”
  
  “办喜事怎啦?办喜事正是抬举人的最好机会,影响比登报纸还来劲呢?你想想,农村人有几个看报纸的,瞎话、好话哪一样不是出在红白喜事,秧歌场上和集头上呢?”最后他还不恰当地引用一名言:“要大造革命舆论!”
  
  这时我才算真正理解了他的用意,二叔原来是在演戏呀。我的心开始有点酸楚楚的了。
  
  但是这“戏”仍旧在真真假假地演着。
  
  二叔在找我“演戏”的时候,都是在我最忙乱,身边围着的人最多的时候。唯有一次算是例外:是他给我送来礼单的时候。
  
  那是一本用粗麻纸制成的礼单,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送礼人的名字。二叔一边指点着,一边解释着这些人送礼的意图,当念到“六指儿”的名字时,我吃了一惊,他名下端端正正写着五个大字“礼洋叁元整。”
  
  三元钱哪!这对当地农民来说绝不是个小数目,需要出卖六十枚鸡蛋或者两百斤洋芋,或者近一千斤柴禾才能得来;拿它换食盐可以吃半年,换煤油可照亮三百个夜晚,扯花布能把一个灰不溜秋的大姑娘打扮得光彩照人!
  
  我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了,以往和“六指儿”斗气,和腊梅厮打的情景全都闪显在眼前。我突然记起“六指儿”常穿着的那件打满补钉的衣服。记起腊梅和我打架时从时领口里掉下来的“衬领”。
  
  我想把这礼洋退给“六指儿”,二叔刚刚出门不久,我便悄悄地溜了出来,径直朝“六指儿”家走去。
  
  “六指儿”正在门前喂猪呢,他佝偻着腰身,拿铁勺一下一下地把猪槽边的残渣往槽里刮,专注得像一个绣花女郎。
  
  我颤着声叫道:“老六,你喂猪哩?”
  
  “六指儿”一见是我,立马儿挤起一脸皱纹,笑着说:“噢,大队长呀,快回家里坐坐,我还正想着给你们帮忙去呢,捎了一点薄礼,不知——”
  
  我努力地转动着脑子,不知该从哪里谈起,只盼望他能提起以前的事。最好能批评我两句,如果是那样,我会感到自在一点。
  
  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手忙脚乱地招待开我了。先倒了一碗开水,刚想给我递,又慌慌地抽回去了,踮着脚,倒着手,不断地往碗里吹气,想使那开水迅速凉了。我好不容易夺过他的碗,按坐在炕沿上,刚准备和他说话。他又骂开老伴了,道:
  
  “正月里闹秧歌剩下的纸烟呢?还不快拿出来让大队长抽?”
  
  这一下弄得我更加坐不住了,央告着要他俩口子不要瞎忙乎了,并威胁说:“你们再这样,我走呀”,说着跳下炕来,装作要走的样子。
  
  谁知这样一来他们更慌乱了,“六指儿”拽住我的手,紧紧地攥着,他老婆手脚并用地爬上窑掌里的那个柳条囤子翻寻去了,弄得满屋子黄尘飞扬。
  
  我再也忍不住了,眼眶就是个热,鼻根就是酸,喉咙深处痒得像猫抓了一般。我假装着擤鼻涕,出门抹了好几回眼泪。他们把那几枝被灰尘罩得变了颜色的纸烟翻出来了,那老婆想用湿布拭去纸烟上的灰尘,被“六指儿”拦住了。
  
  “好我的大队长哩,”“六指儿”一边将一支纸烟吹净了双手递给我,一边负疚地说:“我常想和你拉一拉,可总遇不上个合适的机会。早先那些事,都是我的错呀——”
  
  “你的错?”我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时,“六指儿”老婆从门外进来了,一手端着个面盆儿,一手拖着女儿腊梅,说道:“还不给人家良儿认个错,等着你老子揭你的皮吗?不是人家良儿宰相肚子里能撑船,能饶了你吗?”
  
  腊梅倒勾头倚在门框上,想说点什么又没说出来。
  
  我再也坐不住了,我觉得自己太对不起这些善良的人们了,我几乎是吼叫着把那三块钱放在炕沿上,转身就要走。这时“六指儿”一家三人“哇”一声哭起来了。腊梅一下子跪在我面前,哭着说:“良儿,你就不能饶了我这一回么?”他们以为我退钱是不肯原谅他们。
  
  我一下子惊呆了,连忙扶起她,给他们解释。这时二叔忙慌慌地赶来了,跺着脚嚷道:“啊呀,你怎在这里呢?害得我打发人满世界寻找——”
  
  “咋?出事了?”
  
  “出大事了,公社和县上的都来人了,还开来了一辆小卧车呢。天大大,小卧车啊!”
  
  我也吃了一惊,连忙跟了二叔冲出门,临出门时,我觉得有人在我手上捏了一把。低头一看,原来是腊梅又将那三块钱塞到我手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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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落日》卷三  第十五章

  




  小卧车倒是来了一辆,但并不是来贺喜的。当我赶回去时,公社和县上来的干部已经回去了,只留下县军管组的一个办事员和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中年人。那人挺客气地把二叔他们请开去,然后要我找一个辟静的地方“单独谈谈”。
  
  我把谈话的地址选在惠老脑生前住过的那孔窑洞里,那人略作察看后同意了,并用命令地口吻要县军管组的那个办事员守在窑垴畔的酸枣林里。他一边把一盒带锡纸和过滤嘴的香烟给那人递过去,一边坚定地说道:“不许任何人接近这个地方,这是命令!”
  
  他的这种口气与神情更使我感到紧张,走进惠老脑那孔满是陈腐气息的窑洞时,我差点被门槛绊倒在地上。
  
  那人看出了我紧张,连忙扶我坐在炕沿上,并给我递过一支烟让我抽,简单地寒暄之后,便开口讲话了:
  
  “高良同志,我找你要谈的是关于‘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高桂梅的事,这是我的介绍信。”
  
  那是一张盖有许多的公章,中间还有骑缝章印迹的介绍信,赫然印有边疆某省军事管制小组的文头。
  
  我木了,好半天没弄清高桂梅是谁,这事和我什么关系。
  
  那人又开口了,道:“高良同志,我知道高桂梅是你的堂姐。按照惯例我是不应该找你谈这个问题的。但鉴于情况紧急,你们县的革委会又没有成立,两派斗争还没完全制止,更重要的是,驻军首长对你比较信任,因此才找你谈话的。”
  
  他的话说得很慢,很规范,几乎是一字一句的说的。这使我终于明白了他谈的是桂梅姐的事。
  
  那人静静地看了我许久,然后才问道:“你能意识到这件事的分量吗?”
  
  我点了点头。
  
  “好!请你给这儿签个字。”那人打开一个黑皮夹子一边递给我,一边说“你要保证高桂梅一出现在村里就立即报告我们,同时还要拆阅高贵堂所有的外地来信,并将和高桂梅行踪有关的细节定期报告我们。”
  
  “高桂梅她究竟出啥事了?”我在签完字以后,怯怯地问道。
  
  “‘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潜逃。”
  
  “那是什么错误呀!”我努力问了一句,随即就后悔了,担心那人会生气。
  
  那人没有生气,只是轻轻地叹息了一声。道:“你应该相信组织的判断。如果你能保密的话,我可以给你看一份她自己交代材料的摘要。不过,你要对这事的保密负全责。”
  
  “我能做到!”我脱口而出。
  
  那人又略微沉思了一下,然后又拿出那个黑皮夹子指点着让我在好几个地方签了字,按了手印,并写了具体时间和地点后,这才把一个小笔记本递了过来。
  
  那上面赫然写着“高桂梅交待材料之一之摘要”的字样。我贪婪地看了起来。
  
  看完之后,我再也支持不住了,只觉得天旋地转,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时候把那个小本子还给那人,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离开惠老脑的那孔旧窑洞走到村口那小车旁的。当我终于清醒过来时,小卧车已经启动了,那人正在向我挥手告别。我慌了,也想学他的样子挥一挥手,谁知手还没扬起来,一团东西“啪”地落在地上了。低头一看,原来是一盒香烟,带锡纸和过滤嘴的香烟,和那人抽的一模一样,肯定是他送我的无疑了。
  
  正在这时,二叔赶来了。这次他没有像先前那样大喊大叫,而是怯怯地问我:
  
  “工作谈完了?”
  
  “谈完了。”
  
  “没什么事吧?”
  
  “没什么。”
  
  “谈得还顺利么?”
  
  “顺利。”
  
  “咳,你这个娃娃呀——”二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突然不说了。
  
  “咋啦?”我直了眼睛死死地盯住二叔看着,我的脑子完全乱了。恍惚之间觉得自己仿佛给二叔说了些什么最不该说的话,至于什么是最不该说的,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二叔呆呆地看着我,脸色变成金黄色。他的呼吸似乎非常困难,努力地梗着脖子咽着唾沫汁儿,鼻孔里喷出来的气热辣辣地烫人。
  
  我也呆呆地看着他,脑子里仍就回忆着。最后我终于记起来桂梅了,只觉得脑子“轰“地一下炸开了,我一把抓住二叔的手吼道:
  
  “你说我咋啦?”
  
  二叔稍稍地怔了一下,随即“哈”一声大笑起来了。
  
  “咋啦?你犯错误了。你想想,人家给你随喜送礼,你怎能不留人家吃饭呢?别说人家还是远道来的客人,坐小卧车的首长,就是一个平顶子老百姓,咱们也不能这么做事呀。为甚呢?与理不合啊!”
  
  说完他便又哈哈大笑起来,道:“经验,经验。经一事,长一层知识。不过也不要紧,人家大人不怪咱小人过,咱们回去吧,家里人还等你回去和媳妇‘上头’呢。”
  
  这时我才松了口气,终于知道自己并没有给二叔说了什么,反而对自己刚才的举动有点后悔了,便不好意思地说:
  
  “二叔,我刚才的态度——”
  
  “没事,没事,官打民不羞么。再说也怪我粗心,没把事情办好。你想想,你一个人忙多少事,能记得过来吗?”
  
  二叔这么一说,我反而更觉得自己对不住他老人家了。二叔多可怜啊,只有桂梅姐这么一个女儿,现在生死不明,而他自己则完全被蒙在鼓里头。
  
  我就这么乱翻翻地想着,回到洞房里。这时鼓乐声大作,唢呐声昂扬,有人门外一声锐喊:“上头了!”话音没落,一个领头的吹鼓手便破门而入。他双手端着一杆丈把长的大号,鼓了腮帮子吹进来,又吹出去。一个酸眉酸眼的小吹鼓手,数着板儿朝着我和满儿唱道:
  
  人人都爱听个刮刮风,
  
  碾轱辘烂了用针线缝。
  
  啊呀呀——
  
  一拜花堂就成亲。
  
  人人都爱听个刮刮风
  
  骑上个骆驼撵蝙蝠。
  
  哎哟哟——
  
  你二人今晚上弄不成。
  
  人人都爱听个刮刮风,
  
  打烂鸡蛋用铁箍绷,
  
  格哼哼——
  
  九条腿儿一齐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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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发表于: 04-16
  《高原落日》卷三  第十六章

  





  结婚不久我便正式爬上了高家河村的权力顶峰——由代理大队长变为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了。与此同时,我还以拥军模范的身份被破格选入新生的县革命委员会,成了这个临时权力机构最年轻的一个委员。
  
  权力有了,知名度也有了,县里许多部门的领导人都能认识我,见了面和我握手寒暄,引得村里人非常羡慕。
  
  我高兴不起来,因为事情太多、太杂了。县革命委会的例行会议和村里的日常工作占了大量时间,我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去参加劳动了。
  
  那时候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工作真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别的不说,光兼职就有好十几种,什么民兵营兼职教导员,村民事务调解小组组长,科学种田推广基地主任等等,还不算那些临时性、季节性、运动型的兼职,如抗旱指挥部主任、抗洪领导小组组长、“一打三反”领导小组组长、“合作医疗站”兼职站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领导小组组长,总而言之一句话,县上有什么部门,你就得兼任村里的什么组长之类的职务,上面千条线,下面一个人,几乎每一个兼职出现时,你就得参加一次会议,抱回一叠子材料,接受一次客气的“威胁”。每一个部门都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并声称“哪一个大队出了问题,就要这个大队的一把手负全责”。
  
  开先的那段日子里,我对这些事情还挺认真,上面说什么,我便竭力去干什么。时隔不久我便烦了,急了,慌了。因为村里的生产越来越成了问题。由于大批青壮劳力被抽调出去挖战备壕,修“革命路”,参加各种各样的义务劳动,村里连正常的农活都无法安排了。牛站在山里却没有人耕地,只好由点种的老汉们耕一回过去,又倒过来点一回种,撒一回粪。
  
  一年的庄稼,二年的性命啊。这个道理和我同龄的其他人也许不懂,我怎么能不懂呢?我是饿过饭的人。
  
  我为此发愁了,抓天天高,抓地地低。
  
  我找老队长商量,但他却变得沉默寡言了。“晃财主”死后,使他一下子变成了“活死人”,每天只顾埋头干活,很少和人说话,听完我的话,便一言不发地走了,好像根本就没听见似的。使我非常难堪。
  
  我想去问二叔,更加开不了口。因为地处边疆的那个省的军管组不时给我寄些学习材料来。每一次接到这些材料时,我便心跳肉颤好长时间。我现在越来越感到害怕了。天爷爷呀,周总理,多大的人物呀!你肯反对?我真心真意地恨起桂梅姐了,如果她真的逃回高家河来,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她捆起来,交给有关部门的。
  
  每想到这一层,我便更加可怜起二叔了。他仍旧张张扬扬地奔忙着,忙忙火火地给我汇报着。在劳力最紧张的时候,他早晨天不亮就上山耕地,直耕到小晌午工夫才回来。一进村口便吼喊着让二婶拿一点干粮来,一边就着野菜吃着,一边又放羊去了。他在一个人顶两个人地干着呢。
  
  他一天比一天消瘦了,本来就细长的脖子,变得更加细长了。二婶曾经好几次找我哭诉,要我劝一劝他,说:“良儿,你二叔一满是不行了。别看他白天风风火火的样子,一到晚上就呻-吟得像塌崖一般。说句不该说的话,他已经有好几个晚上都尿到被窝里了呢。”
  
  二婶说着、说着就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哭她命苦,哭二叔的可怜,最后总要哭到桂梅姐身上,抱怨她出门这么多年了,连个信都不写一封。
  
  我被她的哭声震撼了,心里像打散五味调料一般混乱。有一次,我差一点把桂梅的真实情况告诉了她,话到嘴边,我又噎住了。
  
  这事怎么能说呢?关系太重大了啊!
  
  最后我总算答应了她的部分要求,下决心劝一劝二叔,要他再不要这样拼命干活了。为此,我特意和他一块耕了一上午地,意意思思地转述了二婶的担心。
  
  谁知他一听就恼了,扬声骂道:“熊汉泪多,老母猪尿多。受苦人不干活干啥?世上有病死的人,累死的有多少呢?真是个驴-日的货!”
  
  骂完二婶,他竟然学着旧戏里的三花脸的样子,在犁沟翻了两个跟头,借此向我表现他的精力。可惜的是,那跟头翻得太艰难了,有一回竟将脑袋插在垅沟里半天拔不出来,两条瘦腿在半空直扑腾。
  
  我看不下去了,赶忙过去扶起了他来,趁机劝他要爱惜身体。
  
  他没听我的话,又骂开二婶了:“全是那婆娘把我气的,要不,空心跟斗我也能翻得出来。不信,我再翻一个给你看看。”
  
  说这话时,他的脸灰拉拉的,眉毛胡须上都粘着土渣子,只有两只眼红撮撮地眨巴着。
  
  我看不下去了,扭头离开他下山去了。我害怕自己忍不住哭出声来,更害怕他也提起桂梅的事来。
  
  我的心情太沉重了,我需要逃避,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理一理自己的思绪。我越来感觉到“权力”两字的重量了。
  
  那是一个阳堂堂的春日,我又一次来到大水潭边的水渠加固工地。这时候石活已经做完了,只留下芳芳、腊梅和黑牛媳妇等几个女社员在清场。她们几个整天磨牙斗口,喜一阵恼一阵地海说,欢乐得像群吃饱了的喜鹊。这使我的心情稍稍宽慰一些,于是我就在这里干了几天话。
  
  这伙人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女婿。由于村里包办婚的成风,这些女孩子大都从小便有了婆家,谈论女婿成了她们最得意的话题。
  
  腊梅年令最大,因此也就谈得最欢,最无顾忌。她的女婿大她一岁,前一年参军去了。那后生是成立互助那年生的,因此取名叫作“互助”。姑娘都要把“互助”叫成“母猪”,一叫,腊梅便追着打,用铁锨铲了黄土往那些人身上扬。
  
  我曾经试图制止过她们,要她们不要这样拿别人的名字开玩笑。谁知姑娘们一齐喊起冤来,一个一个地轮着数说腊梅的“劣行”。原来起绰号竟是腊梅开的头,把叫“连安”的叫成“驴鞍”,把叫“苦拴”的叫成“裤衩”,就连那“母猪”也是她自己先叫开来的。
  
  就在这天下午收工的时候,芳芳叫住了我。她的声音很低,仿佛费了好大劲才出口的。这时,她正擦拭铁锨,水潭里倒映出她的模样格晃晃地跳跃着。
  
  “怎么啦?”我漫声([màn shēng]说话声音拉得很长。)问着。
  
  她没有说话,先是朝村道上瞥了一眼,直等腊梅她们走远了,才慢腾腾地说道:“你和满儿相好吗?”
  
  “什么?”万万想不到她竟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她的脸又大又白,两只眼睛也大大的,只是显出一种散淡来,总像在想着什么忧心的事儿。她穿了一件紫红色的灯蕊绒布衫,布衫上的楞楞儿都磨平了,变成像麻袋片一般的糙布。这是老队长老伴的衣服,前几年闹秧歌时,她总穿着装门面。
  
  我一边这么细细地看着她,一边又问道:“你真的有啥事?”
  
  她苦笑了,道:“我不是说了么。你和满儿相好吗?”
  
  “相好?啥是个相好?”
  
  她叹了口气,说:“你看不起我,不把我当人看。我原来还以为你把我当人看呢。现在我清楚了,我憨着呢,实实地憨着呢。”
  
  说完这些,头也没回地走了。不是朝村里走,而是到山坡上去了。
  
  我怎么也想不出这是为什么。
  
  晚上临睡时,我把这事给满儿说了。当时我说得很谨慎,生怕满儿有别的想法。满儿一听,也好半天没说话,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睡吧,再别说这些让人心酸的话了。”说完便独自倒头睡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么?”我再也忍不住了,一把将满儿扯了起来,气冲冲地问她。
  
  满儿哭了,很伤心的样子。她告诉我说,芳芳在这之前也找过她几次了:“可怜的女子摊了个女婿又丑又跛不算,还是个痞子呢?”
  
  “你怎么知道?”我惊讶地问道。
  
  “我怎不知道?你出去开会的那些日子里,那小子到芳芳家来了,死赖着要结婚呢。芳芳她爸说再等二年时间,他竟然把裤子脱了在芳芳家炕上跳着骂呢,还说……”
  
  我一下子火了:“这么严重的事,怎就不给我说呢?”
  
  满儿一听,也火了,说:“给你说?你比那小子强么?那小子口口声声说,吃蒜要吃个辣人蒜,做人要做个杀人汉,高良能办到的,他就能办到。他想看你的样,往回抢芳芳呢。
  
  说到这里,满儿双手蒙了脸,一头扎在被窝里大哭起来了。
  
  我一下子感到头晕目眩,脑仁响得像裂帛一般清脆。我想伸手抚摸满儿,安慰她几句,但又没有这个勇气。我绝望地坐在炕头,脑海如奔马一般翻腾着。我想起老师受辱、素花出嫁,更多地想是自己“抢”满儿时的情景。在这之前,我总把这几件事分成两拨看:我恨糟践老师和素花的那两个男人,但从不没有把自己也搭进去过。反而以为自己能够“抢”回满儿是一种本事,一种威风,是满儿爱上了我。现在我才懂得满儿是无路可走啊,要么配合我“抢”她,要么就是嫁给一个三十岁的二婚男子,她是在两害之中选其“轻”呀!
  
  更令我心碎的是,我这种野蛮做法还直接影响了芳芳,影响了老队长的生活。芳芳是谁啊,老队长是谁啊?他们都是我的恩人哪!那年老队长不就是用芳芳订婚的钱给我垫了粮钱么?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可怎么管呢?我又没谱了。
  
  这时满儿已经不哭了,散披着头发坐在那里“嗝儿,嗝儿”地抽着气,样子怪吓人的。我几乎是掏出心锤子劝她,许愿说:“你不要难受。觉得我不般配,你什么时候走,我什么时候送你。”
  
  满儿听到这里,一下子破涕为笑,钻进我的被窝里来。
  
  事毕之后,我有点困了,满儿却兴奋得了不得。她好几次推醒我絮絮叨叨地说:“你们男人都是狼心狗肺,无情无义的东西,用起我们时候儿啃仙桃一般贪馋,一用毕,就不认人了,要知道我们女人也是人嘛!世界上苦情不过的就算我们女人了。白天要上山干活,回家要做饭喂猪,侍候你们老的,侍候你们小的,晚上还得侍候你们男人开心顺气,当安眠药儿使用。能落个什么下场呀!”
  
  开先我还没认真听她的话,只管懒懒地睡着。听到后来,我突然又想起老师和素花来了。心里一惊,想:她们和那些男人是怎么在一块睡觉的呢?如果她们不愿意又会怎么样呢?如果一辈子不愿意,那又是什么滋味呢?这不是比蹲大牢还难受么?继而我又想到芳芳那痴呆的眼神,在想象中,她的脸蛋突然被一张臭嘴咬住了,一个又丑又拐的蛮子正跨马儿骑在她身上狂笑呢。
  
  我再也没勇气想下去了,“霍”地掀了被子,穿了衣服,跳下炕去。
  
  满儿吃了一惊,问:“干啥?你。”
  
  “找老队长,解决芳芳的婚事!”
  
  我大步冲出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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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楼 发表于: 04-16
  《高原落日》卷三  第十七章

  


  帮芳芳退婚遇到了很多阻力,最大的阻力首先来自于村里的年长者。他们都认为这是坏心术的事,干不得的,就连老队长本人也三番五次地找我,哀求我说:“良儿,这事你就不要插手了,我好不容易把芳芳说通了,你又这样做,不是给我添乱吗?”
  
  老队长的老伴甚至认为我是在害他们,在我面前哭了个可怜,求我“放她一马”,她甚至拿自己一生的遭遇来感化我:“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女儿又是这样,你可让我老婆子怎么活下去呢?”
  
  但无论他们怎么说,我都没听,在征求过芳芳的意见以后,我断然以大队革委会的名义向对方村里转达了芳芳本人的意图,毫不隐讳地表明了我们支持退婚的态度。
  
  对方沉默了,无论是村里人还是那个男人都沉默了,好长时间都没反应。
  
  我们胜利了,那几天小小的工地上一片笑语喧哗,姑娘们笑成一团,唱成一团,闹成一团。只有芳芳一个人仍旧少说话只顾埋头干活,一到休息时间就忙着挖药材去了。她挖药材为的是给男方退彩礼,她家里没有钱,只好用自己的劳动来赎回自己的身子了。
  
  这一点尤其使我震惊,一次,当她又要操起小镢头上山去时,我拦住了她,向她许诺说:“你不要去了,彩礼钱大队先给你垫着,事过之后慢慢还吧。”
  
  芳芳一听就愣住了。在场的女孩子们都愣住了,有人甚至哭出声来了。只有腊梅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大水潭边,一块接着一块地往水潭里扔着石块,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临收工时,腊梅向我请了假,说是要去看病,我问她生的是什么病。她说:女人的病。
  
  腊梅一走就是十几天,村里人谁也不知道她上那儿看病去了,我几次询问姑娘们,她们都不说话,只有黑牛媳妇挤了眼睛笑,笑得酸溜溜的。
  
  水渠工程快要收尾的时候,腊梅回来了。当时我们正在放山炮,弄得满沟尘土飞扬,谁也没能发现她。等到尘土散开,我们又回到土场时,才发现她正俊格旦旦地在大水潭边洗一块小花手帕。
  
  她变了,从里到外全变了。崭新的合体的蓝“的卡”布衫配着草绿色的军裤,看上去活像一个女干部。那衬衫也不再是一个装门面的领子了,粉红色的大领角平平地摆在胸前,显得格外醒目。
  
  见她这样,在场的人都愣了,像事先约好似的,谁也没有搭理她。和穿着破烂衣服的姑娘们比起来,她毕竟是太特别了,特别到令人敬而远之的程度。
  
  大伙都在默默地干活,工地上寂静如废弃多年的古庙,只有铁器工具铲土的沙沙声。
  
  腊梅察觉了什么,提了工具凑过来,想和大家一块干。没有人理她,甚至连看都没有人看她一眼,她只好一个人独自干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腊梅突然独自一个人笑了起来。先是“格格格”地窃笑,后来竟然靠在土崖根大笑起来,一边笑,一边拍着胸脯。
  
  我们都吃了一惊,停了手中的话儿诧异地望着她。
  
  腊梅这才止住笑,气喘吁吁地问我们:“你们知道我这几天干啥去了么?”
  
  我问:“干啥去了?”
  
  腊梅一下子冲到我面前,神秘地说:“我把你哄了,我和‘母猪’‘上头’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人家不是个军-人吗?”我有点生气了。
  
  “军-人?”腊梅使劲地挤了一下眼睛又笑开了。这次她倒笑得很有节制,望着对面的山峁,自言自语地说:“军-人还不和咱们平常人一样吗?那小子一满没眉眼。头一天晚上,他妈再三嘱咐不让吹灯,可他妈刚一走,他就‘哧’地一声把灯吹灭了,连那墨水瓶瓶灯盏都吹得掉在地下了。那个劲大呀,真能把人一口吞了。”
  
  我的脸上一阵燥热,连忙低下头去。在场的其他人也都羞得像淋了雨的绵羊一般,把头插在土崖根下。
  
  腊梅没有害臊,一下子扔了工具冲过来,在这个人身上擂一拳,那个人身上推一掌,最后竟然说:“还有怪事呢。那小子的‘那个’上还长了个肉猴猴呢——”人们再也忍不住了,“扑轰”一声笑了起来,立刻又打闹成一团。黑牛媳妇甚至发誓说,腊梅现在肯定比以前重了,找了一杆大杆子秤,要秤腊梅。
  
  腊梅那里肯依,拼命地挣扎着,解释着说:“真的没重多少,我自己的身子里的事自己还能不清楚吗?通共才三个晚上么。”
  
  众人更来了精神,早把她按在地上,拧了耳朵逼她把两只手从大腿底下伸过来抓了秤钩,不由分说便就抬了起来了。腊梅立刻被倒吊在半空里了,只是个哀告,央求,扑腾。到后来竟骂开了,腥的,荤的,酸的,辣的,能说的,不能说的,只管敞了口儿喷。众人一听,更是不饶,把她抬到大水潭边使了劲地晃,扬言要往潭里扔。
  
  腊梅这才软了下来,“姐姐”、“妹妹”地祷开好话。众人这才提出条件,让她下来以后细细说一遍和那男人的事儿。腊梅一口承应下来了:“好我的姐姐、妹妹呢,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让我说多少就说多少,只怕你们不爱听呢。”
  
  众人见她说得诚恳,便松了抬杆,将她放在地上。谁知她身子刚一沾地就变了卦,一跃身抱了芳芳的腿,使了劲要往水潭里拖。芳芳尖叫一声,一下子又抬起杆子。不料,那秤钩子挂在腊梅的黄军装上了,只听得“嗤拉”一声响,腊梅的新裤子被扯了个贯通,散开来的裤管像一面旗子一般“哗啦啦”地飘开了。腊梅一下子哭了起来。
  
  众人愣住了,连忙蹲下来察看裤子劝慰腊梅。没劝几句,不知谁开了个头,几个人竟一齐跟了腊梅也哭起来了。黑牛媳妇年龄大一些,又是她的主谋,便比众人更多了些惭愧,一边哭着,一边拿了针线缝那裤子。谁知第一针下去,倒先刺了自己的手指肚儿,疼得尖叫了一声:“妈妈呀,这可怎办呀?”这一声倒把腊梅逗笑了,一把将黑牛媳妇抱在怀里,劈脸儿亲了一口道:“别哭了,妈在这儿呢?”说完跳起来又要逃开。众人又按了她前后左右地乱筛,乱笑。直筛得大伙儿都红了脸膛,尖了嗓子,泪珠子溅得像雨点子一般。
  
  我没有闹,也没有笑,只是蹲在一边静静地看着她们。我突然感到这些人是那样的亲爱,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突然感觉到自己责任重大,使命重大。别的不说,单为了这些人的幸福和欢乐我就值得大干一场。是大干一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炫耀权力,报复别人。我觉得世界上的人都是自私的,但自私本身又大不相同。有的人自私到亲娘老子都不管的程度;有的人则只管自己的妻儿老小,只管那个小家庭。我不能这样,我要管高家河村里的每一个人,要他们都能像眼前这些人一样欢乐幸福。为此,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恍惚间,我突然觉得高家河变了,变得像县城一样洋气。人们都穿着四个兜儿的干部服装,男的背着黄挎包儿,吸着纸烟卷儿,女的穿着花花布衫,每人的背上都挂着一顶雪白的崭新草帽儿。大家都在粮店里买粮,银行里取钱,礼堂里看电影。
  
  正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满儿的喊声:
  
  “良儿,快,村里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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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 发表于: 04-16
  《高原落日》卷三  第十八章

  



  高家河村里乱了,乱得邪邪乎乎。
  
  首先传进我耳朵里的是一片杂乱的驴叫声,这些驴都不是我们村里的,都备着鞍鞯,滚着滚肚,三个一丛,五个一簇地拴在河边的柳桩上。那些畜牲一边叫着,一边还拼命地用前蹄刨着树根,用白厉厉的牙齿啃着树桩。
  
  这时候正值柳树返青季节,我上任以后订出制度,严禁在树桩上拴大牲口,这是谁干的呢?
  
  正想找人问个究竟时,老队长扛了架饸饹床子从河对面奔过来,我连忙迎上去。
  
  老队长没有理我,甚至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就擦身过去了,直到走出好远了,才没头没脑地扔下一句话:“我说不行,不行,你硬说能行。看弄成啥了?弄成毬了!”
  
  “究竟出啥事了?”我问道。
  
  “你回去就知道了,我懒得给你说。”他答了一句,便弓着腰奔上了自家的硷坡。他家院子里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吵闹声,似乎还有芳芳的声音。
  
  “啊呀,不好!可不是芳芳那个‘女婿’来闹事。”我突然记起了这一层,心里不由一紧。
  
  还没等我彻底醒过神来,河濠里猛格扎扎传来女人的哭喊声:“不好了,要出人命了。”
  
  这分明是二婶的声音,我转身就往前村里奔。刚转过麦场院那个弯儿,人声响亮起来了。只见一簇人在那里扭成了一团,内中一个干瘦后生跳着脚地骂道:
  
  “你们不要管,老子今天不要命了。谁敢要老子的心锤,老子就要他的肝肺!”
  
  那人一边跳着骂,一边像斗架的公鸡一般往人群里扑。这时我发现他竟然是个跛子!
  
  那跛子真的疯了,好几次被人架出来,又折转身子冲进去,并且一次比一次跳得欢,一声比一声骂得狠。
  
  我一下子明白了,知道这就是芳芳那个“女婿”,他果然“抢亲”来了。我正想上前去问个明白,突然人群“哗”地退开了,只见那跛小子“哇”地怪叫了一声,朝我冲了过来。他的身后追着一个人,双手抓了个铡刀片子在空乱舞。
  
  “爷爷!”我惊叫了一声。还没等得我回过神来,那铡刀片子便闪着寒光追着跛小子飞了过来,跛小子一头扑在我的脚下,爷爷也被什么东西绊倒了,铡刀片子在一只碌碡上“当”地磕了一下,掼在黄土上了。
  
  二叔从人群里冲出来,一手提起那铡刀片子,一手拖了我,道:“走,找个地方我给你细说,今天这事算弄坏了。”
  
  “究竟啥事么?”我跺着脚地问道。
  
  二叔也没回答我的话,吼喊着让人们把爷爷扶回去,“牢牢地看住”!
  
  他把我一直拖一惠老脑住过的那孔破窑洞里后,才告诉我事情的根由。
  
  这事好复杂啊!
  
  原来,我支持芳芳退婚之后,那跛小子先是准备和我拼命。后来不知谁在暗中挑拨,出主意让他串连所有和高家河姑娘订了婚的人家一块来闹事。就在这事眼看要闹起来时,腊梅却主动和“女婿”“上头”了。有些人便松了劲,想用提前娶亲的办法替代闹事。我在工地上干活的那几天,几乎天天晚上有人进村来商量娶亲。大的、小的都要娶。女方的家长当然不同意,好几次要和男方一块来见我。那些人害怕这样做娶亲不成反而砸了婚约,只好忍气回去了。其中有两对是换亲——对方眼看着商量着娶亲不成,便反过来要退亲。最后这两拨子人联合在一起,男方、女方一齐上,约好了要在今天晚上把这事说个清楚。
  
  “来了多少人?”
  
  “谁知道呢,连人带牲口怕有几十个呢?”
  
  “那人呢?”
  
  “都在各家各户供奉着呢。”
  
  “谁让接待这些人呢?把他们轰出去,有话到公社里说不行吗?”我火了,伸手便将二叔推了一掌。
  
  二叔一仰身坐在土地上,瞪了眼睛道:“轰?谁敢轰?芳芳不是把那跛小子推出门,害怕得老队长给人家磕头也磕不下么。那小子不是跑到老鳖圪台要刨咱家的祖坟哩么?”
  
  “噢——”我一下子明白爷爷舞铡刀的原因了,有点慌乱了,问二叔道:“依你说这该怎么办?”
  
  “咋办?没好办法。”二叔的脸灰拉拉的,“你要听我的话,就让那跛小子把芳芳娶走。千只有头,百只有尾,我看那跛小子就是闹事的根子。”
  
  我的脑袋“轰”一下胀大了,道:“那芳芳不愿意么……”
  
  二叔打断了我的话,道“愿意不愿意是他们的家事,你不要管这事——”
  
  “芳芳是高家河的人,我是高家河的头儿,我不管谁管?”
  
  我几乎是吼叫着对二叔说这句话的。话一说完我便扯身就要出门。
  
  二叔像一只皮球一般弹到门口,伸开双手挡住我的去路,气呼呼地问道:
  
  “良小子,你到那里去?”
  
  “没你的事,闪开!”
  
  “良儿,你给二叔说实话,你真的想管这事么?”二叔的话软了,有点像央告的味儿。
  
  我冲着他喊道:“你不要管我行不行?这没你的事?”
  
  二叔拼命地咽了一口唾沫,急巴巴地说:“好娃娃呢,你怎能说没我的事呢?你的事还不是我的事么。我总不能眼看着你给黄河里跳呀。有些话我原来不想给你说明,今天看来不说不行了。我们弟兄三人,你三叔早早地死了,只丢下顺意这一条根现在还跟着‘晃财主’的姓呢。我好强了一辈子,倒头来连个儿子也没生下一个,只有你桂梅姐一个女儿,还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八成连命也丢了,全家只指望着你一个人呀。”
  
  “什么?你说什么?”一把抓住他的手失声问道:“你说桂梅姐咋啦?她不是去外国了么?”
  
  二叔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慢慢地掰开我的手说:“娃娃啊,你不要哄我了,这事我知道了。”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你怎么知道的?”我彻底慌了,脑子里乱纷纷地想着那个军-人交代我的话,想起我在那黑皮夹子上签的字和压了的手印,浑身颤成一团,两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
  
  二叔扶起我,细细地为我拍打干净沾在身上的尘土,好一会才说:“那次我一到她学校就知道了"。
  
  他张开大手从额头到下巴额通脸儿捋了一把,低下头不说话了。
  
  我突然意识到二叔的高大和能耐来了。是啊,他比我坚强,比我稳重,比我更能成事。他自己把这么大的苦情全压在心底,成天起来还装出一副笑脸支应着众人,这是多不容易的事啊,而我还瞒着他,哄着他,连句实话也不敢给他说,相比之后,我竟是多么可笑。
  
  想到这时,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想把桂梅姐的现在情况告诉他,让他心里有个底儿,我想那样一来他肯定会十分高兴的。
  
  “二叔,我给你说这事。”
  
  “啥事?”
  
  “桂梅姐的事。”
  
  二叔一下子跳了起来,死死的抓住我的手。他那眼珠竟像上膛枪子儿一般,随时都要射出来的样子,很显然就是等着听。
  
  我正要给他从头细说,他突然放开我的手,吼道:“别说闲话了。就说芳芳的事怎么个办法。一村人还等着你定生死呢?”
  
  “你?”我又是一惊,冲口说道:“你疯了吗?”
  
  我的话音刚落,二叔便吼道:“你小子才算疯了呢。你想想看,你管人家芳芳的家事合法吗?你能管了芳芳还能管了别的姑娘么?你能管了姑娘还能管了一村的小伙子的“媳妇”不退婚么?别说把那些媳妇全退了,就是退上三个五个,这些人能饶了你吗?你是谁,别人不知道,你自己也不知道么?你老子是个四类分子,你又是抢媳妇的痞-子。你张口闭口就想说别人呢,想过自己没有?把你的底子摊出来,你小子能喝得了这一壶吗?这事就这么定了:芳芳的事随她们去,其他人车有车路,马有马路,不干你的事你不要多嘴。再胡来,看我不敢卸了你小子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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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落日》卷三  第十九章

  


  二叔确实算得上一个有能耐的人。他几乎没费多少口舌便平息了这场错综复杂的“动-乱”。就在我回家吃过饭不久,河滩里的那些毛驴已经被队里的饲养员“请”进这个或者那个饲养室去了。全村仅有的那架“合落床”仍旧一家接着一家地转。村里的气氛却好多了。家家户户笑语连天,人人个个喜上眉稍。
  
  我急于知道这些事最终是怎么处理的,一吃完饭便到二叔家去向他打问情况。二叔没找上,倒被人们死拉硬扯着“吃”了好几顿饭。那些心里刚踏实下来的村人们都把我敬为上宾,一边给我碗里压菜压饭,一边向他们的“儿媳妇”或者“女婿”介绍我的身份,把我的能耐说得玄玄乎乎的。
  
  这些“介绍”虽然大多数是肉麻的吹捧,但我还是挺得意的。当我看着高家河未来的“儿媳妇”们羞答答地抢着帮公公婆婆烧火做饭的时候,看着那些“女婿”们的一担接着一担地为未来的岳父家挑水的时候,我的心不由得震颤了。
  
  啊,几年以后这些人又能组成多少个崭新的家庭呢?这些家庭又会生出多少儿女呢?当这些“媳妇”或者“女婿”步入老年时,他们又会给子孙们怎么样讲这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呢?怎么样讲我在其中的作用呢?
  
  是的,我在这其中的作用是太重要了。如果我一声令下,断然拆了这些不合法婚姻的话,那么这些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们将会组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家庭,生出一些完全不同的孩子来。而这两种可能性谁也无法进行比较,只能听任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像离弦的箭一样直射下去。
  
  我正这么神神魔魔地胡乱想,老队长来了。他穿了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半旧褂子,头上戴着一顶皱皱巴巴的制帽,呲了满口黄牙说:“主任,你有工夫到我们家坐坐去吗?顺意也都赶回来了。”
  
  “顺意?他放假了吗?”我感到有点意外。
  
  老队长笑了笑说:“他不上学了,当工人了,刚刚接到通知就赶回来。我说这样正好,芳芳的事也算定一来了。顺意又有了个着落,我老汉双喜临门,在一起庆贺庆贺也是好的。”
  
  他说着便硬把我拖下炕头,又将在场的那些“媳妇”“女婿”们一一请了,领了众人一路朝他家走去。
  
  啊呀,老队长请来的客人还真不少呢?满满溢溢坐了一屋子,没有桌子,只在当炕上横铺了两条羊毛毡,上面垫了几个化肥口袋儿,上面一字儿摆了几碗菜蔬,几碟子咸菜和一小升红枣;没有主食,只有一壶散白干,两只拇指头大小的烧酒盅儿,让大家轮着喝。
  
  我进去以后,屋子里立即乱了起来。大家都争着为我让座,那些女客们竟“哗”地一下全都退到后炕头去了,一下子腾出大半个炕。我扬着手要大家都坐,自己也就毫不客气地准备脱鞋上炕。这时二叔轻轻地拽了我一把道:“咱父子俩就靠边坐着,人家还有主客没到呢。”
  
  这时我才发现芳芳、顺意和那跛小子全不在场,老队长和三婶也慌慌地出去了,满屋只有芳芳她娘一个人招乎着,心里就有些奇怪,不由得看了二叔一下。二叔也在看我,只是不肯说话。
  
  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收音机的响声,随即门便被“嘭”地撞开了。只见跛小子双手挟了一个年轻人进来了。那年轻人留着小背头,上身穿着件大开领的茄克衫,下身穿着一条暗绿色紧口儿的灯蕊绒裤子,裤管子吊在小腿把子上,露出脚上那双高腰儿翻毛大皮鞋。他的额头上高架着一副黑墨镜,脖子挂着一只带皮套子的收音机,耳朵上悬了一串细电绳儿,加上胸前的白口罩,皮带上挂着的钥匙链子和指甲刀子,嘴里麻麻乱乱的怪腔调,使人好半天看不清他的眉在哪里,眼在何处,活脱脱一个外星人一般。
  
  我正在犯糊涂,二叔推了我一把道:“良儿,先让你顺意哥和芳芳女婿坐上去。”说着自己倒先跳下炕来,恭顺地闪在一边去了。
  
  我这时候才算认出顺意来了,打从他上学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先是听说他当**派武斗呢,后来又听他复课闹革命重新上学了。一晃几年过去了,我万万没想到能在这种时候见到他,他会变成这种模样。
  
  我有点迟疑,但最后终咬了牙冲着他道:“顺意哥,你回来了。”说着便伸了手去想和他握手。
  
  顺意没理我,而是转过头去在二叔的肩膀上拍了一掌道:“贵堂同志,人才难得啊。我和我姑夫谢谢你了。”说着,便拉了那跛小子道:“姑夫啊,你可不能忘了这个人,他叫高贵堂,是个治事的人。要不是他帮忙,你拉着跛腿嚎都没处嚎呢。”说着又在二叔肩上拍了一掌,道:“贵堂同志说,是不是这个理呢?”
  
  二叔的脸一下子蜡黄了,嘴角抽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抽紧,费了好大的劲才勉强地笑了笑道:“快坐吧,菜都凉了。”
  
  老队长凑过来怯生生地对顺意说:“你二叔说的对,快坐吧。”说完,推了顺意一把。
  
  谁知顺意一下恼了,瞪了老队长一眼,道:“爷爷,你再不准二叔长、二叔短的,我哪里有个二叔?我是个烈士子弟,上无兄长下无弟妹,顶天立地一株独苗儿,哪里有什么二叔、三叔呢?”
  
  二叔终于忍不住了,道:“你快坐吧,争这些干什么呢。我可没让你叫什么二叔呀,我是来看芳芳的事,偏巧遇上你了么——”
  
  “咋?高贵堂,听口气你还不服?”顺意一下摘了塞在耳朵里的电线绳子,捋了捋袖口朝二叔冲了过来。
  
  我忍不住了,想靠过去。三婶挤了过来,冲着顺意嚷道:“顺意死小子,你喝了两口酒就又胡说开了,就不怕龙剔了你呀?”说话间,一死一活把顺意推上了炕头。临上炕前,顺意还拐着脖子说道:“怪事了,老子造-反派的脾气发了,你老小子吃不了兜着走呢。”说完又瞪了二叔一眼。
  
  二叔的脸一下子又变成了紫青色,他死死地拽住我的后衣襟,手在格颤颤地晃悠着。我几次想打开他的手,都没有成功。我知道他之所以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还不离开,就是害怕我把事情闹砸了。这使我又想起他在惠老脑屋里说得那番话了,眼热得差一点落下泪来。
  
  屋子里的人都似乎感觉到空气的凝重,大家都呆坐着不吃不喝不说话,老队长俩口子和三婶劝得急了,人们便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尖儿拈起一粒南瓜籽儿,轻轻地在舌尖上磨着。满屋子只有顺意儿和那跛小子一递一杯地喝酒,不一会便醉得胡言乱语开了。
  
  “我的那跛姑夫哎——”顺意儿搂了跛小子的肩头,道:“吃米不要忘了种谷的人啊,今天我不回来,你的事能弄成么?你还能给我当了姑夫么?”
  
  那跛小子连点头答应着:“那是,那是,是弄不成。”
  
  顺意儿更加来劲了,道:“光说是不行呀,黑白银子见人心,花言巧语毬不顶。你总得拿出点真家伙来谢我这工人阶级呀。工人阶级,你懂不懂?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我就是专门领导你们的呀!”
  
  他说着便伸出手来一下子拧住跛小子的手腕儿,张了两只醉眼,就要搜那跛子身上的钱。跛小子急了,连忙捂了胸前的口袋,央告道:“别,别这样,钱倒是有一点,可我和芳芳的事八字还没一撇呢。”
  
  “怎?看样子你心里还不踏实呀!事情不都说好了么?顺意有点奇怪了。
  
  跛小子没理他,满溢溢地斟了两杯酒给我和二叔双手递过来,道:“我和芳芳的婚事能到今天这份上,全亏你们帮忙了。可人常说压倒了才算媳妇,骑稳了才算马。以后的事还要你们多帮忙啊!特别是高良兄弟,又是大队的主任又是县革委会的委员,一马挂双印,跺一脚整个石耱河沟里几千号子人的心动弹呢,你可要高抬贵手呀!”说完便斜了眼睛盯着我看,那眼神潮乎乎的,有一种说不清的味。
  
  我刚准备说点什么,顺意突然伸过手一把撮了那酒盅儿去,仰头灌了下去。然后竖起一只指头戳着跛小子的鼻尖骂道:“你小子,看不起人,看不起我,看不起我这个工人。要是这样,你就滚,赶快滚!”
  
  跛小子急了,道:“没有啊,我就是吃了龙王肉也不敢看不起你呀。别的不说,单就是为了芳芳也不敢看不起你呀?”
  
  顺意“哈”一下笑了,道:“这才算句人话么。我把姑夫都叫了,你还怕婚事不成么?”
  
  跛小子叹了口气道:“咳,好我的工人阶级老大哥呢,我现在缺的不是叫姑夫的人,缺的是栽根立子的媳妇呀。你想想,我都快三十岁的人了,再过几年别说生儿子了,就连孙子的事都误了。你是站着说话腰不疼,哪知道我天天晚上擂得炕板石响,死死活活受煎熬呢。”
  
  说到这里那小子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些无法入耳的话。
  
  老队长这才急了,忙乎着要扶他去歇息,口里只说:“醉了,醉了。”
  
  三婶也黑了脸,直骂着顺意。
  
  我又想说,二叔又拽了我一把挤了挤眼睛,要我看顺意在做什么。
  
  啊呀呀,顺意的“造-反派脾气”,开始了。只见她一把推开三婶,朝那跛小子吼道:“不许你胡说八道,我命令你马上滚回去,要不老子开了你?”说着,还作了打-抢的姿势。他刚站起来一个屁股墩儿跌坐在炕上了,将那胸前的收音机“嗵”地掼在炕墙上,那收音机竟鬼使神差地唱开了。
  
  跛小子本来就醉到十二成了,经老队长他一阵乱拉,收音机这么一阵猛唱,一下子跳起来,解开上衣襟子双手在肚皮上拍得山响,一口腔儿嚷着要和芳芳睡觉呢。老队长火了,想拖他下炕。谁知他更疯狂了,竟然将孵包子从裤裆里提捏出来,转着个圈儿要众人看,口口声声地嚷:“硬死了,硬死了。”我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来正要摔门而去,门“咣当”一声打开了,见芳芳散披了头发,大敞了衣襟旋风一般扑了进来。
  
  屋子里的人全都愣住了,好半天没人吭声,只听见满屋子人的出气声。老队长最先醒过神儿来,挡住芳芳道:“你,你来干啥呀!”
  
  “干啥?和人家睡觉么,还能干啥?”
  
  “你——你疯了?”
  
  “我怎疯了呢?你老人家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还不行吗?你们这一大群人吃呀,喝呀,说呀,笑呀,图个啥?还不就是图个我和这跛小子一块睡觉?今天晚上我就随了你们的意。”
  
  芳芳就这么说着,一把提了炕上的毛毡,将那一拉子酒菜“哗啦”一声全翻了下炕去了,然后一把扯了身上的布衫,露出贴身的兜肚儿来,冲了那跛小子吼道:
  
  “你把你的裤子全脱了,不要把你老子的那脑壳子藏住半截子。我今儿当着众人的面把你侍奉到底!”说着又要伸手去撕那小子的裤子。
  
  跛小子一下了惊呆了,连忙掩了裤子道:“芳芳,你听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你捏着那个屁核子让人参观吗?”芳芳一步冲上前去“啪”就是一个耳光子。
  
  跛小子手护了脸,咄呐着说:“我自己的东西,自己连看都不能看一眼么?”
  
  众人一听,正想笑,瘫软在炕旯旮里顺意儿突然尖叫起来了,道:“啊——哈,这笑话我早听说了,我们武工队刚进省城时,有一个老汉——”
  
  说着,手托了炕墙想站起来给众人作进一步的解释,刚刚站起来,又被掼在炕上的收音机绊倒了。他举起一只手,想让芳芳拉他一把,被芳芳一脚踹倒在地上,捡起收音机兜头便打。
  
  三婶儿看不过了,连忙护住顺意,对芳芳说:“芳芳你打她干个什么,顺意和他姑夫开个玩笑么,能有什么大错?值得你这么打。”
  
  一语未了,早被芳芳兜头儿吐了一身一脸。芳芳像鸡剁了脑袋一般冲她骂道:“顺意的姑夫?谁是顺意姑夫?谁见过没姑姑的的倒有了姑夫了。我看你娘儿俩是打就的鼓板,他爱个姑夫,你缺个野汉,要不嫌弃就把这跛小子配给你使用去,凭你们做姑夫还是充野汉。”
  
  说着便反手提了跛小子的耳朵,往三婶怀里推。那跛小子此时正醉得像稀泥般,那里还能爬起来,只是往炕墙边缩着。芳芳舞了那收音机没头没脑一阵乱打,直打得那小子哭爹叫娘,“哇”地一声将酒菜吐了一地。老队长俩口上前收拾,反被芳芳推了个仰天八叉,冷笑着说:“我们俩口子的事,你们插凑些什么?许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你们只管得彩礼,得老人份子,管这些闲事干甚?”
  
  在场的众人一看闹成这种样子,也就七嘴八舌地劝芳芳不要口儿太满,“老人有什么错呢?”芳芳哪里肯听,舍了那跛小子只朝老队长俩口子吵,引得满村子人都看热闹来了。门里门外飘满了人头,七嘴八舌议论个不休。
  
  我开先并没有动弹,只是静静地蹲在一边看。我惊异芳芳这样一个懦弱女子,竟有如此钢口,能骂得如此痛快,如此解气,真想让她就这么一直骂下去。后来见村里人都来了,又怕闹出点事来不好收拾,就让几个人先把那两个醉汉架出去歇息,然后才对芳芳说:“芳芳,你也该歇歇气。你骂别人可以,骂你娘老子又算是哪一路的好汉呢。难道你不看见他们俩可怜么?”
  
  一句话说得老队长俩口儿都失声痛哭起来,屋里屋外的人们也都抽泣成一片。只有芳芳一个人直了眼神看着我,她眼眶里的泪水溢了出来又旋了进去,牙床子磕得“砰砰”地乱响,只是说不出话来。
  
  我正想转个话题劝慰她几句,没防备她猛地朝我冲了过来。一口血痰吐在我脚下,尖了嗓门道:“你是个谁?谁让你来管我们的家事?难道你是十八个月生下来的人精吗?你比别人高贵吗?”
  
  屋里屋外的人一下子愣住了,我也愣住了。大家都想不到芳芳竟敢这样说话,转着脑袋看一看她,又看一看我。
  
  我的脸一阵燥热,只觉得从脖子根子到耳轮子一齐火辣辣地焦灼。不知该怎么办了。芳芳又开口了,指了我的鼻尖骂道:
  
  “良小子,你不要眼明镲镲地瞪我,我不怕你了。以前怕你是因为爱你。爱你是个吃钢咬铁的汉子,爱你不顾生死地往前扑腾,盼你掌了权给咱们众人做一点好事,让咱们村里人再不受那些驴气马气。想不到你也是个这种狗熊样子,纸糊得个驴脑袋——空壳子。现在你来干什么?我跟那跛小子去睡觉去,还不可你的意吗?你还要眼看着那小子爬在我肚皮上才放心吗?那跛小子是你的什么人,是你姓高的老先人吗?”
  
  “你,你怎平白无故骂人呢?你吃了疯狗肉了吗?”我一下急了,转头喊了一声:“民兵营长,把芳芳架出去!这女子疯了。”
  
  我的话音刚落,芳芳便扬声大笑起来道:“好汉,好汉!良小子真是个好汉。只可惜是个咬窝子的狗,门里头的好汉。这号事你做的太多了,从家里一直做到村里。”
  
  “怎么,你以为我就不敢动你了么?你再不听话我便让人一绳子捆了你送到公社去。”说着便催人寻绳子唬吓着要捆她。
  
  二叔忙拽了我衣服低低说:“不敢冒失,不敢冒失。”老队长俩口子和三婶也一起拥过来给我说好话。
  
  只有芳芳“格格格”地笑了,她拨开众人,破了嗓子喊道:“你小子也就有这点本事了。你打你老子,打人家腊梅父子,土匪一般抢人家满儿作婆娘,什么坏事你不敢做。到如今又给我下刀子了,这不是你的刀子利,都怨咱高家河人穷没胆气。不信,换一个富一点的村子你试试,人家不敢打出你的稠的来就算怪了。你以前还口口声声帮我挣脱这包办婚姻呢,全顶放了一个臭屁。你问问咱村里的男的,女的,凡是打小儿订亲了哪一个愿意,谁不是咬了门牙往肚子里吞?只要你小子有一点儿人气,把咱高家河折腾得有吃有穿,你就捆了我去。没这份本事,便趁早儿拉倒,别逗得人恶心。你的下场也好不了,众人迟早会拾掇你的!”说完一屁股坐在炕沿上,倒抄了双手等着我捆她。
  
  我一下作了难,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回头寻二叔时,他也不知道躲到那里去了。只听见人们一阵低低地抽泣,好几个姑娘都围着芳芳哭。腊梅一边哭,一边劝说:“芳芳,你别难受了,谁让咱们都是些女子呢?你以为我跟那“母猪”去愿意吗?还不是攀人家是当兵的人,舍了身子想跳出高家河这穷坑么。要不然,我连他见都没见过一面,怎就连身子往进扑呢?”说完,歪在一边大哭起来。
  
  这哭声一下引逗起了众人的悲情。先是黑牛婆姨和三婶、满儿跟着哭起来,紧接着在场的女人都哭起来了。就连前来退婚的那些“媳妇”也哭成了一团。男人们都仰着脸儿一个接一个地出门去了,一边走,一边拼命地咳嗽着。我糊里糊涂地随了他们走出门去,刚一出门,就听见有谁猛喝了一声道:“他妈的屄,这穷根怎就扎了这么深呢?”
  
  一语未了,满院子的男人也“嗡”一声痛哭起来了。这声音低沉而又压抑,活像大山在哭泣,我的眼眶子也一阵灼热,忍不住流下泪来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流泪。
  
  正在这时,斜刺里突然伸出一只手抓了我的肩膀,下死力地筛了两筛道:“主任啊,咱高家河可不能再这么穷下去了呀,再这样下去,恐怕连人根芽都要断了呀!”
  
  我抬头一看,吃了一惊,这人竟然是二叔,他老泪纵横地说:“不能这样了,不能这样了,就是死也不能这样了。你看这场面急人不急人啊。让人想逃也没个地方呀!”说完,一边哭一边用手掌拍打着我的肩膀。
  
  我呆呆地站着,心里只觉得一阵比一阵难受,有一个声音在心底锐叫着:“必须拼死一战了!必须拼死一战了。”我推开他的手,低声说了句:“开会,有话在会上说。”

[ 此帖被葛覃老师在2018-04-16 22:57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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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楼 发表于: 04-16
  《高原落日》卷三  第二十章

  



  这会议整整地开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吃下午饭时人们还不肯散。会上大家都争着发言,出各种各样的主意。尤其令人感动的是,那些前来闹事的男女们开先只管眼巴巴地坐着听,到后来竟也参加到我们的讨论之中来了。他们来自全县的各个村庄,争着介绍自己村里的情况,为我们出了不少好主意。
  
  只有跛小子和顺意两个人酒气一过便溜走了。顺意临走前还托三婶给我留下一条“红满天”牌香烟,要我无论如何高抬贵手让他把户口转出去。我当下便同意了,撕开那条香烟让大伙抽了。
  
  最后说到了这伙人婚事,大队革委会极其郑重地表明了态度,坚决贯彻婚姻法,不承认包办婚姻。凡是包办订婚的,无论男女,只要本人提出解除婚约,大队革委会都坚决支持。女的,垫钱退彩礼,男的,负责协调解决。
  
  最后我十分激昂地向所有参加会议的发誓:“只要我高良还有一口气,只要全村人信任我、帮助我、支持我,高家河的穷根就一定能够拔掉。多则五年,少则三年,达不到目标,誓不为人!”
  
  我的话更加激起了大伙的热情,众人纷纷表示坚决支持。那些原来准备前来退婚的外村姑娘们几乎是一致表示,她们愿意等这一天。有的甚至不恰当地要求立马儿便到高家河来参加这次决战。
  
  村里的姑娘们则表现得更为坚决,发誓:高家河不变样子,她们绝不离开一步,誓与高家河共进退。
  
  会议开到这里,那气氛已到了顶点,不但年轻人个个神情激动,就连父亲、“六指儿”、黑牛、老队长这些平时不多言语的人也激昂起来了,纷纷说了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二叔还出了个主意,要我写一个契约出来让大伙签名画押,算是个凭证。有人觉得不妥,说是这有点像拉杆子造-反的味儿。最后老队长提个建议,要大伙商量着立一石碑,上面把众人的意图都说清楚,然后刻上众人的名字:“成了就算是个光荣石碑,人人有份,败了就是个耻辱石,全村人谁逃不掉后人的责骂。”众人立刻同意了这个建议,七嘴八舌头地拟碑文。
  
  众人正在哄吵时,猛听见有人一声喊:“啊呀,好热闹啊!可不是欢迎我呢么?”
  
  众人听见这声音熟悉,一齐抬了头看时,只见贺会计和毕女人推了辆自行车从坡道上来了。毕女人一身鲜亮打扮,满脸红光地先冲进人群里,在这个身上一拳,那个腿上一脚,只是个狠打,乱骂:“你们这些孙子驴-日的货,几年不见怎么就把老娘给忘了。告诉你们,贺会计又当干部了,我也恢复城镇户口了。你们看这美不美?”
  
  众人都愣了一下,正要骂那毕女人时,只见贺会计朝坡下喊:“快上来,快上来,全村人都在这里。”
  
  说完才转过身来朝着众人喊道:“同志们,快来看哪,这可是个稀客呀!”
  
  有人“扑嗤”一声笑了,道:“啥稀客,保险又是毕女人的野汉子,你的那隔肚皮连襟儿么。”说着又推搡了毕女人问她“是也不是”。
  
  毕女人轻轻地推开那个人的手,低低地说了句:“别没正经了,是素花回来了。”
  
  “素花!”众人一齐喊了一声又停住了,脸上显出吃惊的神情。只见一个白白胖胖的女人怯生生地从坡上走上来。她留着齐耳短发,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劳动布衣裳,就连脚下的鞋子也是黑的。她拘谨地朝众人鞠了几躬,然后才在贺会计和毕女人地引导下来到我面前,从衣服掏出一封介绍信来,双手端起来道:
  
  “报告班长,罪犯惠素花向你报到!”
  
  “班长?什么班长?”
  
  我抓了个木凳子要她坐下来慢慢说。
  
  她又鞠了一个躬,道:“报告班长,罪犯惠素花坐下了。”
  
  这时,贺会计才挤过来解释说:监狱里的犯人总管别人叫班长,素花习惯了。
  
  我一下子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我觉得素花变了,变得我认不出来了。看得出来,她在女监里并没有受罪,反而比在家里时富态了许多,但她身上那种特有的热情却不见了,完全变成了一架会走动的机器。
  
  我再没有问她什么,只是例行公事地接过那封介绍信,并按照上面的要求当众读了一遍。全村人都静静地听着,不时用眼睛扫视着素花。素花木雕一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甚至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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