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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里短]海波文集:《高原落日》第三卷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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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离线葛覃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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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落日》卷三  第一章

  
  那个“huangdi”和他手下的两名“重臣”都被枪-决了。素花这个年轻的“西宫娘娘”也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押解外地服刑去了。素花她妈和惠老脑的尸体经县公安局验尸作结,拍照存档后,已经就臭不可闻了。埋葬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协从人员的工作理所当然的落在了高家河村民的头上。素花她妈被埋进她丈夫的那个墓穴——一对终生谈不上丝毫恩爱的夫妻永远地团聚了,惠老脑则一个人孤零零地埋在村后头的一个土崖根下了,那土崖上长着一畔酸枣树,可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到那里摘酸枣了。人们都说:每到夜深人静地时候,那里就会传来一阵十分凄厉的哭声。
  
  这些事,村里人叽叽喳喳地议论过一阵子后就算过去。大家都有比这更重要百倍的事情需要奔忙。高家河照常鸡叫狗咬,村民照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村里唯一时不时提起惠老脑有人就是我爷爷。他白天在老鳖圪台的土崖上挖土,晚上照样用镢把挑着一小捆柴根去那孔小窑洞里歇息。每当他路过惠老脑家的旧院子时,总要叹息几声:
  
  “张厉害,李厉害,最是天厉害!惠石匠熬了一辈子光景落了个这下场。”
  
  开先村里人还停下来听这位白发长者的感叹,从中体味一点世事沧桑和人事变异。时间一长,人们便看淡了。
  
  只有村里那些碎脑娃娃对此兴趣不减,一看见我爷爷站在那里,便一齐腆起小肚皮,手摸着自己那一指甲能掐出水来的嫩下巴额儿,奶声奶气地齐声说道:“唉,惠家这门人可算完了。”说完便拍着屁股蛋儿,哈哈大笑着逃开去了。
  
  从这个事件中真正得到好处的人是我二叔。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趁公安局彻底清查那个反革命事件的机会,轻而易举地掀倒老队长和贺会计他们——小小高家河一下子出现了三个反革命,谁说领导人没责任呢?
  
  我和弟弟讨饭回家后不久,父亲母亲也相继回来了。我既没有因为一顿吃光了高粱面和外出讨饭受到斥责,也没有因为搞到几升杂合面获得褒奖。全家人此时都沉浸在村里这次权力大变动所带来的喜悦之中了。二叔掌权没几天就为我们争取来了四个人的返销粮:每人每月十斤红高粱和三斤红薯干,当然这其中不包括我父亲本人,他仍旧没有这个资格。
  
  每月四十斤红高粱,十二斤红薯干啊!这对我们那个处在绝境中的家庭简直是一件天大的事。父亲和母亲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抱头痛哭了一夜后,立马把二叔迎进我们家的炕头上。
  
  那天晚上,二叔在我们家坐了好长时间。他扳着手指头将我父母亲骂了一顿:骂我父亲“没本事还不省事,看把人累死了没有?”骂我母亲:“嘴是两张皮,说话没主意。再这样穷说饿说胡说乱说下去,吃亏的口儿还稠着呢!”
  
  他说话的态度是非常严厉,每说一句话就把炕席拍得“啪啪”乱响。那神态完全不像是对自己的哥嫂说话,倒是像在训斥儿女。
  
  二叔的这些话大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有几次当二叔因了口干舌燥的缘故停下来咽唾沫或者喝水的时候,我都想插进去顶他两句。但一看父母亲的态度便又把嘴边的话咽进肚子去了。
  
  父亲和母亲似乎对二叔的态度非常满意。父亲大张开嘴巴听着,不时便发出“咳、咳”的叹息声,仿佛在为自己的失误自责。母亲则总改不了爱说的毛病,往往二叔刚提起个头来,她便抢着去接那个尾儿,结果总是接不到好处,反而招来一阵训斥。最后他们俩竟然忙乎开了,黑天半夜执意要给二叔做点饭吃。二叔吼叫着不让做,他们那里肯听。又是和面,又是烧水,折腾着满窑烟熏火燎的,惹得二叔又是一阵抱怨。
  
  当时我非常奇怪,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些人在短短的几天内会有如此大的变化。我恨父亲和母亲的不争气,更讨厌二叔那副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样子。看到他那发黄的胡须,发红的眼睛就生气。
  
  二叔吃完饭以后又教训我,“从此要好好得下地干活,不要耍奸溜滑”时,我连看都没看一眼,只管坐在灶门场里给弟弟讲述着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
  
  更让我无法忍受的是,打从那天开始父亲和母亲天天都把二叔吊在嘴上,家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总要等二叔来才敢做出定夺。有时我和弟弟偶尔争吵几句,母亲就煞有介事地吓唬着说:“你们等着,过两天二叔有空了就来收拾你们!”
  
  有时队里开会,父亲一句话没说对或者是在不该说的时候说了点什么,坐在灯前的二叔就会气狠狠地用眼睛瞪着他,直瞪得父亲哭不像哭,笑不像笑,乖乖地把头垂下来为止。
  
  每到这种时候,我的心就像被锥子扎上一样难受,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压抑。
  
  这种压抑几乎天天都在增长着,我绞尽脑汁想摆脱它的折磨,但是总觉得身单力薄,无处下手,我只好咬紧牙关忍耐着,等待着适当的时机。
  
  这时机不久便来到了。可惜的是我非但没能挣脱这种压抑,反而又一次和父亲翻了脸。
  
  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集日,我和父亲在县城集市上选了一头猪娃,由于手头的钱不够,而猪主又坚决不愿意赊账,生意便僵在那里了。
  
  正在父亲反来复去点着手里的那一沓角分票,可怜巴巴地向猪主人赌咒许愿时,二叔来了。父亲刚说了两句,他便毫不客气地打断了话头,提起那猪娃塞了过来,道:“别说了,把猪娃提回去。”然后又转过身去对猪主人说道:“猪钱有我高贵堂。”
  
  说这话时,他的声音不算很高,但字却咬得很重,特别是“高贵堂”三个字,更是一字一拖腔,还故意把那尾音高高地扬上去,像唱歌似的。
  
  二叔的声音立即引起周围赶集人的注意,他们争先恐后地向那卖猪娃的农民介绍二叔的情况。说他曾经怎样拨万弄千,“三山四码头”地闯生意,夸他怎样再次在村里掌权,站在沟口上跺一脚整个高家河沟两侧的山峁都动弹。一阵说得那个卖猪娃的汉子满面通红,脖项青筋突涨,一把握了二叔的手只是个摇晃,道:
  
  “啊呀呀,你看我……真正是有眼不识金镶玉,眼瞎了苦水也算流光了。早知是你高贵堂的哥哥,别说一只猪娃子了,就是骡子也敢赊呢。这话怎说呢?我打个本腔,你老哥别笑话——就是我有心送你一头猪娃子去,还怕你嫌哩。”
  
  说着便从内衣袋里摸出一支压瘪了的香烟来,捋展开了硬塞进二叔的嘴里,然后又划了火柴让二叔抽。
  
  二叔把那香烟从嘴角上摘下来,没有抽,而是轻轻地叹了气,道:“咳,老虎不吃人,从前坏了名。我高贵堂有啥能耐呢?还不是个纸皮子蒙鼓硬撑着哩么。家里人不争气,不这样做也没法子呀。”
  
  接着他便向众人说起自己怎样为家里人出力流汗,怎样孝顺老人照顾弟兄,门里门外一肩挑。说到激动处,还用指头指点着我和父亲,仿佛要我们作证似的。
  
  父亲这时完全憨了,一言不发,只是痴呆呆地望着众人傻笑。
  
  这场面让我特别难堪,有好几次我都扯了父亲的衣角,要他马上离开。但他总是不理我。直等到二叔把话题扯到他女儿桂梅上大学的事,我们才抱了猪娃倒退着出了人群。
  
  回家的路上,父亲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我注意到父亲头上的白发越发多了起来了,那肩膀也高高地隆起来,显得格外苍老。这时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来,心想我也要做一个像二叔那样有权力有脸面的人,以此来保护父亲,保护家人。
  
  这个念头竟然是那么样的强烈,那么样的诱人。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我设想出我掌权以后的许多细节,甚至连给父亲怎样备后事的细节都想到了。
  
  我急于把这一切都原原本本地讲给父亲听,让他也同我一起高兴,让他为有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骄傲和踏实。
  
  等到中途休息,我迫不及待地和父亲谈起了这件事:
  
  “爸,我想给你说个事。”
  
  “啥事么?你说。”
  
  “我想当村里的领导,想在高家河掌权。”
  
  “啥?”父亲吃惊地抬起头来望着我又重复问道:“你说了个啥?”
  
  “我想当领导,我想掌权,我想做一个像二叔那样的人。你看二叔他多牛气,他根本就不把咱们当个人来看待——”
  
  我正说得顺口,没提防父亲一下子恼了,他“霍”地站起来,冲着我瞪了一眼,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来:
  
  “瓷熊脑袋!”
  
  我一下子愣住了,望着父亲黑煞煞的脸,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只是一口接着一口喘着粗气。
  
  父亲的这种回答使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他在我眼里一下了变得模糊而又遥远。我清醒了,觉得自己错就错在对父亲这样的人寄托希望太多了,他不配做一个家长,事实上他早就无力扭转家里的危机了。真正能给这个家庭做出贡献的是我,而不是他。他除了黑了脸骂家里人,死乞白赖地在二叔面前低声下气之外,还能干什么呢?
  
  父亲还在嘟嘟囔囔地咒骂着我,说:“前世里的仇人,成事不足,坏事有余。”
  
  我完全没有理会他,只管想着自己的心事。当时我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家里的权,村里的权统统夺过来。不这样我就会永远被人欺负,被人瞧不起,永远受可怜。
  
  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把身边的草茎大把大把地往断扯。


[ 此帖被葛覃老师在2018-04-15 18:34重新编辑 ]
男人一生都在寻找的,不是妻子,也不是情人,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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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落日》卷三  第二章

  

  我又一次成了一名在册的小社员,每天的报酬是二分五厘工。在离开学校这么长的时间里,工分只增加五厘!
  
  我知道这是二叔从中作梗,原因是我再也不肯认真地给他读桂梅从北京写回来的信了,害得他每次接到桂梅的来信时都得跑十几里山路上县城找人念。
  
  这件事大概对二叔的伤害很深,从此他很少和我说话,有时候面对面地遇上了也把头偏过去,故意不去看我。那是一种真正的残酷,它能在顷刻之间把我的自尊心剥个干干净净。
  
  但是我没有屈服,无论他分派我干什么活,我都不去计较,只管默默地干着,我在耐心地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那段日子队里给我分派的话是很重的。早晨帮饲养员担土垫牲口圈,到了吃早饭的时候,就得提了筐子挨家挨户地把饭收起来,给山上干活的人送去,其中还包括我自己的饭在内——他们不允许我先吃,担心我自己吃了,就会摇三晃二地担着饭担在山路上磨蹭。
  
  在地头上吃完饭后,我就不能回家了,和山里干活的人们一起劳动——挖地畔、拉牲口、点种、撒粪,什么活都干。
  
  农村的劳动生活看起来单调乏味,但真正深入进去还是蛮有意思的。人们可以一边说笑,一边干活,如果遇上一个会唱民歌或会讲故事的人,时光就会过得更快一点,往往在不介意之间一天就下来了。
  
  老队长在这方面是个好把式。他既肯下力气,又会说笑。给山峁上担着送粪的时候,他总是抢着往那最高处的粪场上奔;而往回收庄稼时,他却专捡捆儿最大,湿气最重的庄稼挑。特别是大热天众人一块锄地的时候,人们口干舌燥,又渴又饿,甚至连锄头都抬不起来了,老队长就会捏细声音唱一噪子,或者就地翻两个跟斗。人们一乐便来了精神,一块地很快就锄完了。
  
  可惜的是我和老队长一块干活的时间很少,往往是他在东山我在西山,很少有凑到一起的时候。
  
  终于有一天我们遇到了一起了。那是初夏的一个阳光明丽的上午,我和老队长他们一块在山头上种靡子:老队长犁地,我点种,黑牛撒粪,老队长的女儿芳芳“六指儿”的女儿腊梅跟在后面打土坷垃。
  
  开先,大家都笑黑牛。他最近订了一个媳妇,由于彩礼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还没能结婚,黑牛和他的娘老子为这事很着急。
  
  黑牛不乐意提这件事,虎着个脸,任凭众人怎么说都不肯言传。
  
  老队长一本正经地问:“你爸把第一批彩礼送去了没有?”
  
  “送去了”
  
  “人家收了没有么?”
  
  “收了。”
  
  “收下了你还愁啥?”
  
  “愁那彩礼没交完么。还能愁啥?”
  
  老队长一听哈哈地大笑起来,道:“咳,你娃娃真是个年轻人。那事情就算成了么。彩礼,彩礼,有人彩(在)就在礼(理)了么。我看你今天别干活了。到你丈母娘家叫门去,一叫一个准!”
  
  黑牛听了这话愣住了,连我们几个都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大家正傻乎乎地等着老队长解释其中的奥妙,他却捏细嗓子唱开了:
  
  叫死叫活你门不开,
  
  你把我的彩礼还回来。
  
  唱到这儿,他便给我们讲了一个憨女婿和丈母娘两个人为了彩礼隔着门吵架的事。憨女婿在院子里跳,丈母娘在屋里的土炕上跳。结果丈母娘跳着跳着把脚歪了,用舌头舔开窗纸往院子里看,却发现那憨女婿不见了——
  
  说到这儿,老队长不说了,只管赶着牛犁地。我们都急了,齐声问道:“那憨女婿那里去了呢?”
  
  老队长这才扶了犁把子停下来,用鞭杆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大圈,最后轻轻地撂在黑牛的肩上说:“没跑远,在这里给咱们撒粪呢。”
  
  大伙都“哄”一声笑了起来。黑牛边笑边抓了一把粪往老队长身上扬去,谁知那粪被山风吹回来全都灌到了他自己的领口里。惹得腊梅和芳芳笑成一团儿,在土坡上乱滚,我想去拉住她们,竟跌了一跤,把怀里的种籽撒了一地,大家都来帮我往起捡。
  
  就在这时,二叔来了。他头上戴着一顶皱皱巴巴的蓝制帽,肩头上挂着个小黄褂包儿,正站在一边定定地看着我们。
  
  众人一下都不作声了,只顾埋头干自己的活。老队长悄悄地把那些和黄土搅在一起的糜子种儿往匀搅了搅,低声对我说:“没事,多点上一点就行了,种子总是要入土哩。”
  
  我照着他说的样子做了,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一边点种,一边偷眼看着二叔的脸色,担心他会当众骂我。
  
  二叔并没有这样做,他一个人在地头上站了好久,直到我们把一个来回地耕过来了,才笑嘻嘻地对老队长说:
  
  “老上级啊!咱们歇一会儿,拉几句话好不好?”说完他便主动地迎上去为老队长插定了犁头,挨着他坐了下来。
  
  这天他们俩说了很长时间的话。二叔先是说要老队长帮他工作,后来又转转弯弯地说到队里的牲口掉膘了,并说这不怪饲养员不经心,主要的问题在于饲养室不合适。最后,他还特别提到了那头被称为“半壁江山”的母驴,说再不经心饲养,恐怕下不出骡驹来了。
  
  这些话在我听来可以说毫无意义,但老队长听得很认真,很仔细。他不住地埋头抽着旱烟,从头至尾没说一句话。直到二叔走了好长时间后,他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懒懒地说了声:“卸牛吧!帮着两个女子打完土坷垃就该收工了。”
  
  我们几个都呆呆的,不知发生了什么时儿。在回家的路上,我还问了老队长一句,想探个底儿。他好半天没说话,最后才慢腾腾地说:“雪地里埋不住死人,过一阵子你们就知道了。”
  
  他的话更使我摸不着头脑。但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即将发生的事和我家有关。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忍不住扯起了这个话题,又被父亲和母亲抱怨了半天。
  
  第二天是个大热天,是交夏以来第一场热。我们那个地方冷得快,热得也快,总是刚脱了棉袄就得穿汗衫。加上那年又旱,农历中的夏至都快到了,老天还没下一滴雨呢,这天突然热起来就是下雨的征兆。
  
  我被安排在滤粪的组里,和几个小伙子一块把羊圈里的粪起出来,往石鱼坝边的老榆树底下送。再由一些弱残劳力和需要回家奶娃娃的妇女们,把粪块打碎滤过,装了口袋让毛驴驮上山去——那天全村出动了四十多头牲口,一百多名劳力,在十四个山头上同时展开抢种,那阵势是够大了。
  
  太阳刚刚露头,小山沟里便闷热得像蒸笼一般了。风还是有的,几乎每棵树的枝稍都在微微地晃动。偶而能吹到人脸上来一丝,但那风也是热的,里边带着的土腥味呛得人只想咳嗽。
  
  人们都懒懒地奔跑着。因为上工的钟声早已在天亮前就敲响了,二叔他们几个主要村干部正站在村道上监督人们上山。那些迟到的人们总感到理亏。走过二叔他们的面前时,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
  
  羊圈里更热,几个小伙子都赤身裸体地干。他们的工作最重,不但要把羊粪刨起来,还要尽可能地把那成块的羊粪敲碎,“出圈的羊粪,发情驴”啊!
  
  我们几个担粪的相比较起来就好得多。因为羊圈都是修在半崖上的,而滤粪的场地却在沟底,我们上坡的时候挑着空筐,下坡时挑着粪,当然轻省了一些。更主要的是,我们每担一回粪就能涉过两次小河。担粪下来时涉水而过,算是洗脚;空筐上坡时,连头带脸扎进水里一泡,很凉快的。这引起了刨粪的人的嫉恨,他们一边臭骂着,一边发狠地往我们的筐里铲粪,想用沉重的粪担子打掉我们的优越感。
  
  这种恶作剧一直坚持到双方妥协为止。当我们答应每一次下去时都帮他们在河里浸湿衣服,供他们揩汗,他们才高兴了,不但大幅度地减轻我们粪担的重量,还把一小块羊羔肉递到我们手里——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猎取。他们竟然把活生生的羊羔埋在炙热的羊粪坑里煨熟,然后揭了皮撕着吃。
  
  当时我感觉到非常恐怖,甚至没有勇气去吃那鲜嫩的羊羔肉。最后他们几个竟要动手打我,硬逼着我把那肉吃进去才算作罢。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害怕我给二叔告密,如果这事泄露了那真了不得呢。
  
  这时候我才知道村里恨二叔的大有人在,那程度比我更强烈,更刻骨铭心。当我吃完羊羔肉,他们便争先恐后地说起二叔的不是来了。其中最让我感到羞愧的是男女问题。他们说二叔几乎奸遍了姓贺的所有年轻媳妇,现在正向贺会计的婆娘骚情呢。
  
  “熊婆娘!真正是下口挣得上口吃,要不,她怎能混进滤粪的人群中去呢?难道她也怀娃娃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正在大榆树下滤粪的那个高个子婆娘。她姓毕,是贺会计当干部时自由恋爱下的对象。贺会计被开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仍住在县城娘家。最后她的娘老子都死了,又无兄弟姐妹,因此便变卖了房产搬到高家河来了。
  
  众人这么一说,我才记起二叔已经有好长时间既没有找我给桂梅写信,也没有进县城求人了,大概找的就是这毕女人。想到这里,我既惊奇又惭愧,我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父辈搞这种不正经的事,又忍不住将这事挂在心上。从这儿起,我便格外地注意起大榆下滤粪的人们了,特别是二叔和毕女人。
  
  大榆树下的粪场里同样热不可耐。那些挺着大肚子或者吊着大奶头的婆娘们全都像丢了魂似的,把脑袋耷拉在肩膀上用镢头击打着粪块。汗水浸湿了她们的衣衫和头发,一个个显得狼狈不堪的样子。只有那毕女人身穿着一件肥大的套头汗衫,下身穿着一件很合体的半截裤,显得英姿勃勃。她从来不用手或手帕揩汗,过一段时间便伸长脖子用力一甩,那头发便像飞瀑一样展开了,汗水便四溅开来,打在周围人的脸上和身上。
  
  周围的女人都懒得理她,只有二叔不住地给她讲着桂梅的事,显出很得意的样子。他们俩的说话的时候,众人都停止的劳动,只管把镢头把儿支在下巴上打瞌睡。
  
  这场面看了真让人气愤。“好啊,别人拼死拼活地干活,你们倒在这树荫下乘凉拉闲话呢。”在众人的怂恿下,我差点把这话冲着那女人说出来,幸亏送粪的驴队回来了。
  
  送粪人的脸是凶狠的,人们只能看见他们那两只红巴巴的眼睛。从他们身上的灰尘,头发上冒着的热气,就不难预测到山头上正在经历着一场怎样艰苦的劳作。
  
  他们的到来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命令,粪场里的妇女似立刻振作起来,发了疯似的帮助送粪人抓驴,往粪口袋里装粪,完全没有了先前那种懒散神情。
  
  这其中干得最欢的就数那个毕女人了。她是负责张粪口袋的。无论谁在装粪时不小心或者故意地把粪渣子扬在她的脸上,她都不去理会。大概她也知道自己留在这大榆树底下是多么的不适合!和她一样条件的女人们,正在山头上经历可怕的磨难。
  
  二叔也似乎看到了这一点。开初他还拼命地保持镇静,不想使自己的显出过于惊慌的样子来,时不时还说一句半句的俏皮话儿。到后来,他便从众人的行动中嗅到那种反抗的味道了,一边拼命地帮助送粪人往驴背上放羊粪袋子,一边转着眼珠子寻找一个喷发点——他觉得自己太委屈了。
  
  不幸的是,这个喷发点终于在我身上找到了,于是,我们俩大吵了一场。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当二叔将一口袋羊粪高高地举起来正要往一头毛驴背上放时,那毛驴脖子一缩逃开了。这事要落在别人身上,周围人一定会拥上来帮助他抓住毛驴的缰绳,然后帮他把粪口袋放上驴背。可是二叔惹恼的人太多了,除过毕女人之外,其他人都巴不得看他出丑。这样一来,高举着粪袋子的二叔和穿着半截裤的毕女人,以及那头犟脾气的毛驴,便像扭秧歌一般绕着粪场乱转起来了。最终二叔支持不住了,身上一晃,脚下一绊,竟和那女人一起倒在粪场里了。
  
  他们的狼狈相立刻引起周围人的哄堂大笑,那些起羊圈的年轻人们甚至精身子从羊圈里冲出来,拍着屁股大叫开了:
  
  “啊呀!这下子给狗-日-的攮深了!”
  
  那女人紫红了脸膛,从地上爬起来,捂了脸奔回家去了。二叔喊了好几声都没有喝住。
  
  二叔这时候才算真的恼了,把那犟脾气毛驴打了个臭死不活,然后,喝喊我说:
  
  “良小子,你把毛驴抓住。站着看啥呢,要混工分到别处混去,别想在我眼皮底下混!”说着又借题发挥,亲娘祖宗地把我骂了一顿。
  
  很明显,他是借着骂我的骂众人呢。可是我忍不住了,梗着脖子和二叔大吵起来了。吵着吵着,我竟然昏了头,将众人背地说他的那些话都当着众人的面说了出来。
  
  这一下可算闯了大祸,二叔一下子黑了脸,抡了镢头直向我扑来。全凭周围人拼死拼活地挡住了他,就连那刚刚回家去的毕女人也重新奔了回来,双手死抱着二叔的腰,苦苦哀求,才使我免了一场打。
  
  二叔一脚踩断了我的扁担,骂道:“滚回家去,高家河的庄稼就是种不成,也不要你这号死痞。讨饭吃清闲,你就再讨饭吃去吧!”
  
  他的这些话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我有心继续和他吵闹下去,又害怕真的被他从社员名单上除出去无路可走。只得又从家里取了一条扁担,死乞白赖地加入了挑粪人的行列里去了。
  
  这天上午,人们再没说一句话,大伙都在奋力地干活,直到瓢泼般的大雨劈头盖脸地下了起来,才收了工。
喝醉酒的女人胆子太大,竟整一些幺蛾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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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落日》卷三  第三章

  


  大热之后,老天爷连续下了两天雨,我们家就连续吵了两天架。下雨天是庄稼人铁定了的休息日,别的人家都忙着自留地栽补苗子,加固窑垴畔上和硷坡下的水道,只有我们家的人闭门不出,连续争吵。
  
  全家人都逼着我去给二叔赔情,一致认为: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公家人会取消我们的返销粮和红苕干,那样一来就等于要了全家人的命。
  
  他们先是劝说,后是哀告,最后竟齐排排地跪在我面前嚎开了,道:“你要死,我们管不了,可你总不能把家里的人也全都稍带进去呀!难道你比阎王爷还厉害吗!”
  
  我屈服了,默默地从窑掌的杂物堆里寻了一个高粱杆锅盖篦在顶在头上,冒着大雨去找二叔赔情。
  
  二叔的家在村外的一个小山包里,顺着石耱河沟道快走到沟口时,再翻过一个小山梁就到了。
  
  那是一个十分整洁的院子:一排三孔接口石窑洞,四周用碎石砌了一堵围墙。
  
  一进院子,就听到屋里有说笑声,最先灌进我耳朵里的是贺会计的声音:“清茶待君子,酒菜喂小人。贵堂啊,你这是日弄我们哩么?”
  
  紧接着便是二叔惊慌而又急切地声音:“啊呀!看贺会计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是个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识一袋,人家给我一个泥圪瘩,我就能当成个金娃娃!可是我也听人说过:将酒敬人,必无恶意呀!”
  
  接着双方的又是一阵友善的争执。
  
  这时,我一下子想到了贺会计的那个女人来了。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了什么,便断然折转身朝那孔窑洞走去。我相信在那里一定能够看到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的,比如说那女人正当着会计的面和二叔挤眉弄眼什么的。
  
  我想错了,屋子里根本没有什么毕女人,而是满满一屋子男人。除了二叔和贺会计外,村里的其他干部几乎都在,就连老队长和“六指儿”也端端地坐在那个大圆桌前——他们正在喝酒吃饭!
  
  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喝了好长时间了,除过老队长之外,其他人的脸都红通通的。“晃财主”仰头灌了一杯酒,自告奋勇地要给众人讲个笑话,他刚说了一句,就被坐在一旁的老队长伸手打了一掌道:
  
  “红火作乐靠众人么,怎能光听你一个人说呢。再说你贵堂哥还有正经事说呢,你就先少说两句吧!”
  
  “晃财主”一下子显出无趣,尴尬地笑着低下头去,屋子里一阵沉默。
  
  最后还是二叔开口了,道:“俗话说,有心行善,虽善不善;无意作恶,虽恶不恶。今天我请大家喝酒,本来没有别的意思,只算是向大伙儿道个谢字。我虽然是咱村里的头儿,可住得远,上山出工总走不到别人前面,有个天阴雨湿还免不了在大伙儿家里讨个方便。不敢说大伙对我不好,但天长日久,也不是个办法。现在咱们队里那饲养室也旧了,要翻修罢,小打小闹济不了大事;大兴土木罢,又弄得鼻子比脸还大。今天趁这个空儿向大家讨个主意,众人拾柴火焰高嘛!”说着,他站起来挨个儿给众倒了一遍酒。
  
  众人都低下头去,既不喝酒,也不说话。
  
  “晃财主”又开口了,道:
  
  “嗨,这事有什么不好办的。干脆又生娃娃又屙屎——两个眼里一齐出!给那饲养室折个价出来,你买了去,另盖一个新饲养室不就行了么?这样饲养室也就新了,你的住房也解决了么。”
  
    二叔认真地听完“晃财主”的话,才说:“啊呀,这恐怕不行吧,别的不说,这饲养室原本是我家的老院子,就怕——”


  “怕?怕个啥?货到街头市么。你出的是人民银行的纸票子,队里得的是一个新饲养室,和尚日尼姑——一路光坦坦,谁家儿子能说出什么来呢?——贵堂哥,你别怕这怕那,咱们就立约签字吧。出了事,有我这贫协主席负责!”说完他便喝喊着道:“贵堂嫂子,你快把咱桂梅用过的毛笔和麻纸拿过来,让贺会计立约!”
  
  全场人一下乱了起来,有几个人也跟着“晃财主”张罗开了。
  
  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心里不住地这样想着:出卖队里的饲养室为什么只请这几个呢?难道这其中没有我们家的一份吗?更何况这还是我们家的旧院子呢。
  
  我脑子一热,推门冲了进去,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看见我,二叔冷冷地问:
  
  “良小子,你来干什么?”
  
  “不干什么。”
  
  “不干什么你回家去。我们有正经事拉呢。”说完全便转过身子给众人劝酒,连眼珠子也再没朝我这里瞥一下。
  
  我有点慌了,慌乱得手脚也不知道该往那里摆。恰好二婶拿了笔墨过来,一看见我,赶忙放下手中的东西把我给另一个屋里拉,要给我盛饭吃。
  
  贤慧善良的二婶给了我一个台阶,我正准备随二婶出门,不料二叔一耸身站起来,冲着二婶便骂开了:
  
  “你不要给你那小老子吃!让那狗儿的好好饿着去。十五六的小子,没事不帮大人干家务,四处游逛?什么东西!”
  
  我一下子恼了,完全忘记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一把推开二婶冲上前去高声说道:
  
  “我有事哩,卖饲养室的事我不同意!你们几个定不了!”
  
  众人一听这话都停止了吃饭,尤其是贺会计,眼睛来来回回地在我脸上扫着。
  
  二叔的手中的酒杯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好像要把那酒杯掼在桌子,但是他最终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朗声说道:“‘晃财主’刚才说的话也对,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的话,这事就算定了。来,咱们喝了这杯酒就立约吧!”
  
  说完他又转过脖子朝二婶的吼叫,要她把笔墨和麻纸拿到饭桌上来。
  
  二婶顺从了,她在送那些东西过去时,还偷偷地推了我一把,示意我马上离开。
  
  我还能干什么呢?只好像一头中了箭的野兽一样转身奔出门外。
  
  这时,大雨如注,远山和近山都一齐模糊了。我一边在大雨中狂奔,一边放声大哭,心里一个劲地想着:
  
  一定要取而代之!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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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落日》卷三  第四章

  



  我的那次“反抗”虽然以失败告终了,但却意外地赢得了村里许多人的同情。就连父亲知道这件事后也再没有骂我,独自在村前的大石盖上坐了好久。而母亲则开始极有节制地咒骂开二叔来了,说他“心眼子不够数,只嫌自己的东西少”。
  
  这其中最和我“接近”的人竟是贺会计和他的毕女人,每天晚上他们都邀请我去拉话。
  
  贺会计和我拉话的神情是十分专注的,耐心地听我讲每一件事,每一句话。从他的神情里我看得出,他并不把我当个孩子来看待,而是当作一个能讨论问题的成年人来看待的,这一点尤其让我感动。
  
  更令我感动的是,他不像村里其他成年人一样开口闭口叫我的乳名,而是称我为:“高良同志。”
  
  “高良同志,我有个看法不知对不对?”
  
  贺会计总是这样用一种商量和请教的口气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官,无论大小都是一双铁鞋,谁也穿不烂的。农村干部更是个泔水桶子:瞎的,好的,酸的,臭的,都得给肚子里装。好在世事转得快,人情如翻饼,这村干部有利有害大家都轮着干,现在轮到你二叔了。不过人家贵堂同志还是有能力的,能扯得开这张硬弓!”
  
  当我问起他对二叔的真实看法时,他总是闪闪烁烁的,吞吞吐吐。一会夸二叔能力强,一会儿说他手段残,一会又翻过来说:“能力强的人都手段残,可手段残的人总没有好结果。”
  
  他说的这些话既深刻又模糊,我吃不准他的真实看法。
  
  只有在说起我的事时,他才是爽快的,告诉我说:“高良同志,你刚从学校里回来,我就看出你是个有能力的人,我喜欢你这号人。宁愿给你这号人拉马坠镫,也不愿意给那些土包子出谋献智!”
  
  从他这句话里,我似乎听出他对二叔蔑视的味儿来了,并且是在和我相比较的之中表达出来的。我从中很快得出一个结论:贺会计认为我比二叔强,我是一条好汉,而二叔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土包子”。
  
  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每次谈话都要继续到深夜。有时谈得饿了,毕女人就主动给我们做饭吃。她做的饭很好吃,对我也很热情。有一次她还把贺会计穿旧了的一件四个兜制服送给我,说这是她专门为我改制的。我当然很高兴,高兴之余又觉得心里愧得慌,就选了个贺会计不在场的机会,把村里人议论她和二叔的事和盘讲给她听,劝她以后注意一点。
  
  我说这话时的神态是很严肃,既怕说不清楚问题,又怕贺会计听见了和她闹别扭。谁知她一听我这话,哈哈大笑起来了,直笑得前仰后合,腰也直不起来了。
  
  她的笑声很自然地让贺会计听见了,当时他也许正在院子里小解,忙忙地赶回来问道:“啥事这么高兴,让我也听听。”
  
  毕女人听他这么一问,反而笑得更厉害了。一边笑一边将身子往贺会计的怀里偎,闹得贺会计也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用眼睛看着我,好像在问:你们俩说了些什么呢?
  
  我一下子傻了,不知该说点什么才好。涨红了脸答不上话来。
  
  毕女人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用双手攀着贺会计的肩膀,笑吟吟地道:
  
  “啥事?好事。高良告诉我说,村里人都议论我和高贵堂相好。看你难受不难受?”
  
  贺会计一听这话,脸上的笑容顿时不见了,一把推开毕女人,不耐烦地说:
  
  “我还以为啥事呢?原来是个这。你呀,硬是没正经。看不见我和高良同志正说正经事么?真是没眼色。”
  
  说完,贺会计便又给我续了茶水,笑嘻嘻地面对我坐下来道:“来,咱们继续拉,别理那疯婆娘!”
  
  我大大地吃惊了,几乎是喷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你认为这不是正经事么?”
  
  贺会计先是一愣,随即也朗声笑了,道:“那算什么正经事。没有了,算是村里人胡说;有了,算是咱的老婆还没有到鸡嫌狗不爱的程度。至于我的态度嘛,放开她的马儿跑,反正是和尚走了庙宇在,损失不大!”
  
  我一听这话,又是一惊。正想说说自己的看法时,猛不防那毕女人一下子把贺会计拦腰儿抱住,咄呐道:“姓贺的小子哎,姑奶奶就看见你这点儿好——”
  
  两个人一下子亲热起来了,臊得我连忙退了出来。
  
  这时候,二叔已经搬进饲养室院子住了。他不但不再和我说话,甚至见了我父亲也气昂昂的,指猪骂狗地说:“良小子是个啥东西!学校里偷人,回到村里杀猪卖肉投机倒把,还和反革命分子也有勾搭呢。我不见他是个姓高的子弟,早把他送进‘没狗院’去了。”
  
  父亲听了这些话吓坏了,他再三央求我去给二叔赔不是,并把我拖着走了一程。这我坚决不听他的,他拖一步我走一步,不拖了,我便停下了。我什么也不怕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和二叔尽快地大闹一场,越公开,越热闹越好。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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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落日》卷三  第五章

  

  那是一个月亮很好的夏夜,我正在硷畔上的石床上睡觉,突然有人摇我的肩膀,低声喊我名字。我吃了一惊,一个鲤鱼打挺跃了起来。
  
  来人是贺会计和毕女人,他们把我领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神神秘秘地告诉我说:“高贵堂领了几个人在场院里偷麦子呢,刚刚过去。”
  
  我有点不相信,惊疑地望着毕女人问:“你咋知道的?难道你晚上还睡在场院里等着人家来吗?”我把“等着人家来”几个字咬得特别清楚,想以此刺她一下。
  
  毕女人显得有点诧异,嚅嗫着正想说点什么。贺会计一把拉了我的手说道:“快走,过一会人家跑了。”
  
  他把我的手抓得很紧很紧,以致于我不得不跟着他飞奔。我们刚刚跑到场院一侧的枣树林里,就发现二叔和“晃财主”等几个人正忙慌慌地把几口袋麦子往一辆架子车上装呢。他们的神色很紧张,不住地转着脑袋朝四下里张望,刚装好车子,就慌慌地拉起来飞奔了。
  
  “啊,果然是偷麦子!”我的心一下缩紧了。由于激动的缘故顿时连呼吸也觉得困难起来了。贺会计仍然紧握着我的手,而那毕女人则微微地翘起嘴角朝着我笑,一种难描难画的笑容。
  
  二叔他们拉着那辆架子车仍旧在白晃晃的村道上飞奔。到了村道和饲养室分岔的地方,车子并没有朝二叔家拉去,而是沿着村道一直朝前沟口去了。
  
  “咋?二叔不是偷麦子?”我失望地问。
  
  贺会计笑了笑没说话,把我领到他家里。我那里聚集了好多人,大家都巴巴地等着消息呢。贺会计刚一进门,众人便“哗”地围了上来,齐声问:“咋回事?”
  
  贺会计这才叹了口气说:“事情和我估计的一模一样,高贵堂把麦子拉出村去了。”
  
  “拉出村干啥?难道他不是在偷——”
  
  众人和我一样疑惑不解。
  
  贺会计笑了,道:“呀,你们怎都这么老实呢?难道只有把麦子拉回家去才算偷吗?那麦子拉出去卖了不是更合适吗?同志们,那是高贵堂,不是你和我。”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立时乱哄哄地吵开了。有的人猛然记起二叔这几天正在公社里开会呢,说不定趁这机会早把买主打问好了。有人说,二叔是让买饲养室的钱逼急了,才发这种狠心的,“黄钱沤烂黑人心”嘛。有人还说,二叔家里的大部分财产都是这么来的。要不,他怎能把光景过了那么好呢。
  
  贺会计没有参加这场乱哄哄地讨论,而是把一份事先写好的检举材料改了改,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签上名或画上“十”字。然后要我和毕女人一块去公社告状,马上动身。
  
  我当然很乐意去干这件事,二话没说便和那女人上了路。
  
  我们到公社院子时,还不到吃早饭的时光。院子一个干部也没有,只有一个炊事员在那里削萝卜头儿。他的眼睛水淋淋的,只是盯了毕女人看,还没等我们开口,便主动问道:
  
  “咋,寻领导告状来了。人都不在,以后来吧。”
  
  我正想说点什么,毕女人一步迎上去,冲了那人问道:“人都哪里去了?我们有急事呢。”
  
  那人似乎有点紧张,握菜刀的手几次都差点削在手指上,喃喃地冲着毕女人说道:“你眼睛明察察地看我干啥?瞪嫖客呢?”
  
  毕女人“哧”一下笑了,一把夺了那人手里的菜刀,刀面在那人的肩膀上轻轻地拍,道:“这娃娃倒是个好娃娃,就是缺少眼色。客人来了,一不让坐二不倒水,还满口捅鸡-巴呢。你就不怕削了自己的手指头么?这菜刀是公家的,那手指可是你自己的呀!”
  
  说着竟抓了那人的手指就要往刀刃撞。
  
  那人一下子笑了,说:“所有的干部都在学校那边开会呢,你们总得等一会儿才是呀。”说完就顺势儿把毕女人往屋子让,毕女人朝我挤了挤眼睛,那眼神酸溜溜的,看了让人难受。我折转身子往学校里走去,一路走,一路骂:“这熊女人,真是个婊-子。”
  
  啊!学校院子里坐满了人,大家都在拼命地鼓掌。我吃惊地发现二叔正神采飞扬地走上主席台,笑嘻嘻地从一个络腮胡子的大汉手中接过一面带有玻璃镜框的奖状来,然后端了那镜框朝台下的人群致意。
  
  台下的掌声一下子变成高亢激越的口号声:“向先进队学习,向先进队致敬!”
  
  二叔也跟着喊着,欢喜得头都红了,脖子也似乎比平时粗壮出许多。
  
  我心里暗暗想道:先进队?看我把这材料递上去,还先进不先进了。于是便气昂昂地转回公社院子向毕女人报告刚才看到的一切。
  
  谁知那毕女人知道的比我更清楚。她告诉我说:“社长姓梁,络腮胡子,脾气大得很呢,”说着就吼喝着让那炊事员把社长的饭菜先端到他屋子里去,让我在院门口等着,“络腮胡子一出现,马上报告!”
  
  她那神态,口气完全和平时不一样了,活像一个女将军。话音刚落,那炊事员便忙慌慌地按她的吩咐备办去了。一边忙乎,一边还怯生生地偷眼望着她,一副诚恐诚惶的样子。我来不及想什么,连忙向院门口冲去。
  
  络腮胡子来了,他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进来了。我连忙迎上去要和他说话,谁知心情一紧张反将舌尖又顶在上牙床上动不了了。他看见我这副模样,极随便地挥了挥手道:
  
  “找我吗?你先到我宿舍里去,我端了饭就来。”说着便和那几个人一块朝灶房方向去了。
  
  这时我才记起毕女人的吩咐来,连忙去找她“汇报”情况。刚一转身就看见毕女人正和炊事员端了饭菜走了过来,络腮胡子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手拿着两根筷子一下又一下地敲打着,我也顺势跟了过去。
  
  “梁社长哎,看把你辛苦的哟——”那络腮胡子刚一进门,毕女人便像主人似的迎了上来,将一条湿毛巾塞进他的手里道:“快擦一把汗,看看都累成啥样子了。”说着又示意让炊事员给社长端椅子。
  
  炊事员的脸色有点黄,怯怯地把一张椅子提起来又放下去。
  
  梁社长开口了,他冲着那炊事员问道:“这女人是谁?总不能又是你婆娘吧?”
  
  炊事员的脸一下子蜡黄了,正想解释点什么时,毕女人道:“你是说我么?我正想给你说这事呢——”说着便把一只手臂轻轻地搭在梁社长的肩膀上。
  
  梁社长一下子恼了,一扬手将毕女人的手臂打了下去,仍冲着那炊事员吼道:“把这女人领出去!记住,这里是公社,不是配种站!”说完便狠狠地把手里的那条毛巾掼在脸盆里,水花溅了毕女人和那炊事员一身一脸。两个人顿时像蝎子螫了一般忙慌慌地退了出去。
  
  这阵势一下子把我给镇住了,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那两个人刚刚出门,我也慌忙朝门口挪去。不料,梁社长开了口,道:“小孩子,没你的事。你坐,你坐。”说着便把刚才炊事员动过的那张椅子让给我,自己靠墙蹲下吃起饭来了。
  
  那是一顿极其简单的饭菜:一碗炒土豆丝,一只肥厚的玉米面发糕。他先把那发糕咬了一口,才问我:“哪个队的,叫什么名字?”
  
  我的心头一热,蓦然间生出了一种庄严感。连忙挺直了腰板响亮的回答:“报告社长,我是高家河的,叫高良!”
  
  “高粱?好,好,好名字!”梁社长干脆放下手中的碗一边赞叹,“咱们公社要解决吃饭问题就是要‘二红’挂帅,一个是红苕,一个就是这红高粱。我把这个想法向县农工部汇报时,有一个狗屁干事竟然说这两样东西都没营养,你看气人不气人?”
  
  说到这儿时,他从突然停了下来,睁大眼睛对我说:“你是高家河的?有事为啥不先找高贵堂呢?他正在学校那边吃饭呢。”
  
  找高贵堂?找我二叔?这不是老鼠找猫——想送死了么?我没有说什么,连忙把怀里揣着的那份材料摸出来双手递了过去。
  
  梁社长这才认真起来了,细细地看起那份材料来了。开先还似乎在慢慢地浏览着,越到后边便越看得仔细。当看到签名时,他甚至一个一个地读出声来了。
  
  我屏住呼吸等待着他的反应。从表情上,我能看出来他非常激动,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激动。
  
  就在我正六神无主时,梁社长大笑起来了,连声说:“好,好,好!这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吃过饭马上召开管委会,我建议今天的基层干部会议再推迟半天结束,去高家河开现场会!”
  
  他这话似乎是给哪个干部说的,又似乎是给我说的,其实都不是。他是在自言自语。直到最后,他才问我:
  
  “刚才那个女人是和你一块来的?”
  
  “嗯!”
  
  “她是贺会计的婆娘?”
  
  “嗯!”
  
  “她姓毕?”
  
  “嗯。”
  
  梁社长一巴掌拍在地上骂道:“这个臭女人,拉拢人下水成性了,连个孩子也不放过!”说完一耸身站起来冲到门口大声喊道:
  
  “通讯员,把高家河的高贵堂同志找过来,要快!”
  
  这时我才明白这下闯了大祸,连忙从那屋子溜出来,拼命地往村里奔去。
  
  跑到老鳖圪台对面,看见爷爷仍然在那里刨土,就淌过小河,手脚并用地爬上去,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他,想让他为我出点主意。
  
  爷爷并没有吃惊。听完我的话后,他把那长长的旱烟锅杆儿放在左肩上,然后拐过头来用脖子夹住,一边打火镰,一边慢腾腾地说:
  
  “狗咬狗,两嘴毛。你这么大的小子了,不好好干活,跟他们混什么呢?——越活越没个人样子了。”
  
  说完便不紧不慢地抽起烟来了。
  
  这时候,沟道里响起一片火爆爆地自行车铃声。一大串自行车从村道飞驰而来,每一辆自行车的衣架上带着一个土头土脑地村干部。二叔坐在梁社长的车子上,冲在最前头……
[ 此帖被葛覃老师在2018-04-15 19:58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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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落日》卷三  第六章

  


  这次上-访的结果和我们原来估计的正好相反,等一阵钟声把全体村民催到大场院里时,贺会计两口子已经端端地站在临时搭起来的那个主席台下面了。
  
  许多干部都指手划脚地数落他们,有人甚至冲到他们面前,用指头戳着他们鼻尖揭发他们的过去,一个个都显出很激动的神情。
  
  贺会计的脸上一片死灰色,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批评他的人把唾沫星子溅到脸上也不去揩,只是一个劲地吞咽口水。
  
  相比之下,毕女人就显得轻松多了,在接受批判的前一分钟,她还对着镜子梳理头发,反复比试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想让自己的模样更显眼诱人一点。催她动身的妇女干部劝她不要这样做时,她竟说了一句令人大吃一惊的话: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的一生曾有过这么多人注视你的时候吗?没有。而我今天却得到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她是穿着一身月白色的仿绸衣裤,围了一条红纱巾出场的。众人批评她的时候,她还不停地把红纱巾的角儿一会儿撩向左肩,一会儿又撩向右肩,眼睛一眨不眨的望着那些人。那模样完全不像是接受批评,更像是倾听别人对她的爱的倾诉。
  
  毕女人的这种作派,给本来就显得仓促的现场会上蒙上一层喜剧色彩。在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女人面前,许多脱产干部的舌头都不好使了,发言都变得虎头蛇尾,有人还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使梁社长十分生气,吼喊着要毕女人“站端正,别嘻皮笑脸!”毕女人都很谦恭地向他颌首致意,那模样更像一场演出的主持人。
  
  梁社长也无可奈何地笑了。他终于认识到凭借自己实干家的作派,也许能雷厉风行地掀起一个生产高潮,整治一批懒汉二流子,但对面前这个没皮没脸的女人却毫无良策。最后,他轻轻地绕开了这个妖艳的绊脚石,用极其郑重的口吻解释这次上-访事件的错误所在。
  
  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比起这个事关全村人利益的大事来,毕女人只不过算是个玩笑而已。人们都大张开耳朵一字一句地听梁社长的解释,因为他们不相信一个偷盗众人用血汗换来劳动果实的人会成为模范,而揭发他的群众却遭受批评——
  
  “这不是共-产-党做的事!这道理讲不通!”他们都固执地这样认为,并随时准备站出来说话。
  
  但当他们听完了梁社长的解释后,一下子都蔫塌塌地耷拉下了脑袋,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原来是那么一回事!
  
  ——二叔他们根本不是偷队里的粮食出卖,而是超送公粮!
  
  前一天下午,梁社长在基层干部会议上公布了夏粮入库的情况,并表扬了一个完成任务的村子。这对二叔刺激很大,因为高家河仅仅比那个受表扬的村子少交了十二斤麦子。于是他便连夜赶回村来,连夜装了小麦,连夜送进粮站。除补上那十二斤的差距外,还超交了五百多斤麦子。
  
  他的行动一下子打乱了整个会议议程。当粮站的工作人员把这个新情况用电话报告梁社长时,梁社长不得不从睡梦中喊醒公社文书要他重新改写那面优胜奖状的接受单位,并为二叔的精神大受感动。
  
  第二天,当二叔接过那张奖状,雄赳赳地坐在主席台上时,他已经成了全公社认的扛硬干部,爬到了他一生的最高峰。
  
  这次会议对贺会计是关键的,由于他的判断错误,带给他又一次挨批判的机会,同时也给他日后再度脱离农村打下基础。
  
  这次会议对二叔也是很关键的。由于他的机敏兼老谋深算,使他取得了公社领导的信任,而最终使他购买饲养室的自私行为变成了合理行为。
  
  当群众向领导反映这个问题时,得到的答复却使人大吃一惊:
  
  “难道高贵堂自己花钱买房子,不是为了把村里的工作搞得更好一点吗?难道高家河这个连连出事的落后村子,不需要这样一个扛硬村干部住进来吗?难道——”
  
  几个“难道”之后,村里人都不说话了,沉默了,这种沉默导致了二叔的彻底孤立,并为他以后的垮台打下了基础。
  
  ——这年夏天收成不好,每人平均分不到二十斤麦子。二叔在这种情况下超送公粮,深深地伤了群众的心,而公社领导大张旗鼓的表扬更加剧了群众对他的痛恨:
  
  “高贵堂的心太黑了,拿全村人的性命换个人的光荣。这是人做的事么?”

  就连原来跟着他跑的那伙人也都咒骂他,“晃财主”甚至全盘透出了二叔从计划着买饲养室,到连夜送粮的全部细节来。这更给愤怒的群众火上添油。
  
  这个事件对我也很关键。按照常理,我本来应该利用群众的激昂情绪继续寻找机会彻底打翻二叔,以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但我却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从这个事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要向二叔妥协!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经深思熟虑而采取的理性行动。这个念头在一见到梁社长时就产生了。当我看见许多村干部像小孩子一样认真聆听梁社长讲话的时候,我便很快地联想到二叔在失势时对老队长和贺会计的巴结。这是一种策略啊!要不是那样,二叔能在老队长倒台以后那么迅速地取而代之吗?原因是什么?是他了解情况。既了解老队长的情况,又了解上级领导人的情况,“知此知彼,百战不殆”呀!
  
  当然,我也考虑到向二叔妥协后会在群众中孤立的后果,并为二者兼得煞费苦心。但最后我还是想通了:“光有群众基础有什么用呢?难道村里还有比老队长更有威信的人吗?可他不是照样坐冷板凳么?难道二叔在群众中的孤立就影响了他的权力吗?买饲养室的事不就黑白颠倒了吗?”
  
  最后我决定,马上妥协。趁着二叔处在最孤立的时候,他也许会接纳我的真诚的。等到他再一次缓过气来,我将投靠无门!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我悄悄地来到二叔家里——那座曾经充当过饲养室的院子里。
  
  二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连着几次跑到隔壁的屋子催二叔来见我。可是二叔始终没有过来,也没有作声。二婶又一次感到了为难,为了缓冲这尴尬的气氛,她突然灵机一动,从抽屉拿出一封桂梅刚从北京寄来的信要我读给她听。
  
  信是拆过的,很显然二叔已经知道了信中的内容。尽管这样,我还是认真地展开那张印有“中央财经学院”字样的信纸,准备认真读下去。谁知我刚开了个头,二叔便吼叫着从隔壁屋子冲了过来,一把夺了我手中的信,朝二婶大骂起来了:
  
  “咋?你还想让我吃亏么?还想让别人写信告我么?你是安的什么心?”
  
  “又胡说了开了,良儿不是咱们的亲侄儿么?”二婶极贤慧地解释说。
  
  “哈哈!”二叔一下子大笑起来了,他用手指头“砰砰”地敲着二婶的脑门子大声说道:“他是咱的亲侄儿吗?你这瞎眼睛婆娘哟,他是咱的仇人!是贺会计的亲侄儿,你把事弄清楚!”
  
  二婶挡开了二叔的手,尽量克制地笑着说:“你又说笑话了,良儿不是给你认错来了吗?认错还不行么?”
  
  “屁,认错!那是他小子没路走了。我不要他认错,只欢迎他天天告状,看他小子能告出个什么名堂来。”
  
  二叔骂着骂着,越发来了劲头,冒着雨站在坡畔上放声大骂开了。一边骂村里人瞎了眼,孤立他一个人,一边竟然将我前来妥协的事也一道一道地说了出来。
  
  这骂声在静夜里显得特响亮,村里的许多人都从热被窝里钻出来,爬在天窗上伸长脖子听着。
  
  我被彻底出卖了,只好冒着大雨逃回家去,临过小河时,正好遇上了贺会计,他正顶了个破草帽在那里听二叔骂呢。见我过来了连忙把自己的头上的破草帽摘下来扣在我头上,不阴不阳地说:
  
  “啊呀,高良同志,你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呢?这么灵的脑瓜子敢让雨淋?淋坏了不是咱高家河全村人的损失吗。”
  
  一句话呛得我差点栽了在小河。我一把扔了那破草帽,飞奔而去了。身后响起许多人的哄笑声,其中“晃财主”的笑声最为刺耳。
  
  他们又联为一体了,而我却被彻底孤立起来,比二叔更为孤立!
  
  绝大部分的村人都对我另眼相看了,说我是个“坏娃娃,两头扇风,吹胀捏塌。”
  
  农村人孤立一个人的手段既温和又残酷,他们很少对你大喊大叫,而更多的表示则是无言、沉默和蔑视。
  
  上山劳动前总有一场地头休息的工夫,平常时大伙总坐在一起说天说地拉得像火盆一般热闹。打从我和二叔妥协失败后,我就被开除出这个闲话会了。我一掺进去,他们便“唰”地停止了说笑,一个个眼望着远山“吧哒,吧哒”地抽烟,直到生产队长吹了开工哨子大家开始干活为止。
  
  干活时,人们也是三人一撮,五人一伙,一边劳作,一边拉话。唯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干着。
  
  就这,人们仍旧不放过我。他们总用十分尖刻的语气,把那些最使我寒心的消息传到我耳朵里。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二叔家的桂梅已经在学校混到了学生会主席的显要位子了,而辍学多年又重起炉灶的顺意,虽然学习不好,但却有很高的威信,几乎年年被评为学校里的劳动模范。
  
  他们是故意让我听的,但是当我想进一步了解更具体的情况,插进去问点什么时,他们则又沉默了,只有锄头在干燥的地皮上发出单调的“喳喳”声。
  
  这声音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无路可走了,只好一个人默默地干着。在这段时间里,我十分仔细地看见干裂的山崖怎么样崩塌,秋夏之交的山雨怎样猝然而至。有一次我竟然在一个拐沟里的小水渠旁发现一具零乱的小孩子尸体,这使我感到无比震惊和悲伤。
  
  和我说话的只有老队长、毕女人和我爷爷了。
  
  老队长有一次还专门把我挡在一个山旮旯里,七七八八地给我说了半天。他告诉我说:“做人要紧的是正派,是为别的人谋点事情。只有这样才算有意思,你敬人一尺,人敬你一丈嘛。”
  
  他说的话固然很诚恳,但我却不爱听。从他的话里我能听得出来的那种婉转批评的意思,这一点尤其令我反感。
  
  毕女人就不同了。她一如既往地欢天喜地,乐乐嗬嗬。一如既往地梳洗打扮,招揽男人。没过多久,她便又和二叔来往起来了。并通过这层关系参加了一次县上举办的接生员学习班,村里的准备培养她当“接生员”呢。
  
  她每次见到我时,都打问那件改制过的干部布衫,质问我:“为啥不敢穿了?怕沾上我的臊气吗?”嘲笑我是:“说起来雄兵百万,干起来屁也不蛋!”说完这些便“格拧拧、格拧拧”地找二叔取乐去了。她那灯蕊绒裤子磨擦的出来的“滋滋”的响声令我迷茫,令我心烦。她的形像在我眼里越来越模糊了。
  
  相比较之下,爷爷就显得更亲切多了。这段时间他照样挖土,照样凶狠地骂人,只是对我的态度明显地好起来了。他会主动地给我讲故事,说人情。从老君爷创世到五谷禾苗的生成;从一个小小家庭到一个国家的事情,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说法。
  
  他说世界上原来是完全平等的,不但人和人之间平等,就是人和畜牲之间也是平等的。那时候世上的活物根本不愁什么吃穿,满山都是好庄稼,遍地都是好瓜果。要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吃多少就吃多少。其中最关键的是那时的庄稼和现在的不一样;麦子浑身长穗,瓜果大如盆口,其他五谷杂粮就更不要说了。
  
  “人是个坏虫啊!什么事都坏在人的手里。”他这样叹息一番后又说——
  
  有一次老君爷派神仙来到人间视察。这神仙装成个讨饭的乞丐,走到一家人的门前讨点吃的。那主家非但不给吃反而骂那神仙不识眼色。误了她的活路。神仙探头一看,吃了一惊。原来这家主人正端了一盘子白馒头给小孩子擦屁股呢。那神仙一下子恼了,驾云回了天宫,把这事给老君爷爷汇报了。老君爷亲自下凡来要捋去小麦的穗子。当他把那浑身的麦穗儿都捋尽只剩下顶头的一穗时,一条狗跪在旁边苦苦哀求,要老君爷把这穗麦子留给它吃。老君爷这才息了怒,留下这穗麦子去了。
  
  人们只好向狗哀求,要它把这穗麦子让给自己吃,让那狗再去向老君爷哀求。那狗竟答应了。等它去向老君爷说明原委,乞求赏赐时。老君爷一脚将它踢回凡间,骂道:“你这畜牲,只配吃屎。”
  
  从此,狗便没有了粮食吃,只好跟在人的屁股后边吃屎了——
  
  爷爷告诉我说:“国事、家事一个理。枪打出头鸟,脚踩万人径,太圆的月儿容易缺,太满的水桶必定溢”。
  
  当我不由自主地说起自己想掌权的事时,他一下子恼了,气冲冲地骂道:
  
  “你连个家事都管不了,还管人家村里的事。全村人跟你去喝西北风吗?”接着他又讲了一些类似,“好狗把三村”的故事。并说一个人只有管家有余,才能管村里的事;管村里事有余,才能一步一步去管更大的事。
  
  当我问起他对二叔的看法时,他不说话了,只管默默地刨土,好一阵子才说了句:
  
  “为人不可犯众怒,犯了众怒了不得。”

[ 此帖被葛覃老师在2018-04-15 20:43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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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落日》卷三  第七章

  



  爷爷讲的那些故事唤醒了我身上沉睡多年的求知欲望。打从那儿起,我一有空就翻寻家里的旧书,如饥如渴地看着。这些书绝大部分都是我上学时用过的课本,记得在学校的时候,我一看见这些书就心烦。但是事隔这么多年后,当我再看这些书时却觉得兴趣无穷。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书上讲的东西和爷爷说的截然不同。比如:据爷爷的说法,世上一年四季的形成是因为有一个神仙蹲在一棵神树上操纵的结果。这神仙一杆子打下去是春,扬起来便是夏,再打下去是秋,再扬起来就是冬天了。而课本上却为此画出了好几幅图,详细标出太阳直射地球的纬度,以此来说明四季变换的规律。
  
  这样一来,我必须一边看书一边和爷爷争论。爷爷那暴燥的脾气逼得我非把这些书本上的知识掰开揉碎。不这样的话,爷爷是不会原谅我的“胡说八道”的,他恪守了一生的理论,不容别人怀疑。
  
  渐渐地,我的知识和“理论”镇住了爷爷。他和我在看法相左的时候,不轻易用骂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是和我展开认真的讨论。为此,我必须看更多的书,了解更多的事,以便和固执的爷爷讨论。家里的书很快就看完了,我又挨家挨户地向村里的女人们借书看。每一个农村妇女的包袱里都有一本或几本书,用来夹“鞋样子”和剪纸图案的。她们来自不同的地方,那些书便显得五花八门,从《联共布党史》到《御女秘趣》无所不包。其中最让爷爷吃惊的是,这里边还有一本专讲阴阳风水的《地脉勘舆大要》,那书上讲的道理竟然和爷爷一生最佩服的那个阴阳先生讲得一模一样,有许多地方比他讲的更细致,更准确,更有说服力。
  
  爷爷一下子高兴了,诚服了。他再也不敢和我展开辩论了,而是认真地听我解说这本他认为至关重要的“天书”。为了支持我看书,他把自己的一点积蓄拿出来给我买书看。他为高家门里能出一个有能耐的阴阳先生而欢欣鼓舞,并不适当地把这一切都归结到多年挖山的收获中去了。
  
  于是我便有了更多更杂的书看,天文地理,人情世故,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生辰节气,居家礼节,婆媳妯娌,父子兄弟,家禽走兽,总之一句话,无所不包,无奇不有。
  
  我发疯着魔般看书的结果得到了非常意外的收获。在爷爷拼命的宣传之下,村里的许多人都和我开口说话了。他们求我“盘掐”新生孩子的生日是否犯忌,新订亲事的双方男女是否合婚,建宅的求我去测定面向是否合适,葬死人的求我复核阴阳先生是否尽心。
  
  我一下子成了村子里的大忙人了。隔三过五就有人自愿地为我顶工上山劳动,让我给他们帮忙。那时我正沉醉在几本封面上印有鲁迅先生头像的杂文集子上,从中学来的言词使我的表达能力日甚一日地提高。众人都夸我好口才,好肚才。就连二叔也最终忍不住了,专门打发二婶来要我认真盘一盘桂梅姐的生辰是否犯忌,流年是否不利,因为桂梅姐有好长时间没给家里写信了。我似乎感觉到命运的大转机快要来到了,只是不知道那个突破口在哪里。
  
  这个突破口终于找到了。
  
  那年秋天,公社在我们村里召开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农田基本建设誓师动员大会。参加会议的人不但有全公社的脱产干部,各村的基层干部,还有石耱河流域十四村里的全体社员,有三千多人。
  
  这是高家河村有史以来承办的最大盛会。全村人为此忙了好长时间,特别是二叔,他为承办这次会议甚至熬烂了眼睛,和村里的对手都握手言和了。他担心众人在会议期间给他捅漏子,让他下不来台。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想让桂梅姐在众人面前露个脸,让大家瞧瞧高贵堂女儿的气派。为此他专门向公社要了一个发言名额,并连着向北京发了三封电报,要桂梅姐回来。
  
  可惜的是这三封电报都如石沉大海,直到大会就要召开的那天早晨二叔才算死了心,一边咒骂桂梅不争气,一边忙着另外物色发言人。最后这个发言名额便阴差阳错地落在我头上了。
  
  我大喜过望。当二叔把我从人群里拽出去极其简单地说明了这一点,并把两页发言稿塞到我手里时,我几乎是脱口答应的。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完全忘记世界上的一切,只有一个念头在脑子里反复盘旋:机会终于来了!
  
  我不知道会议是怎样开始的,主持人说了些什么,在我之前发言的人们说了什么。只是站在人群里,乱纷纷地胡思乱想着。在那短短的时间内,我想起了老师,想起了失学,想起了杀猪,想起了素花和惠老脑,甚至想起了贺会计和毕女人,唯独没有想起近在眼前的誓师动员大会和身边的三千群众。
  
  正当我想得起劲的时候,二叔满头大汗地朝我冲了过来,狠狠地推了一把道:
  
  “快上呀,点你名字了!”
  
  “啥?”我简直糊涂了,把发言的事都忘了。
  
  “瓷熊小子啊,该你上台发言了!”
  
  二叔气急败坏地朝我挥着拳头喊道。
  
  当时临时架起来的高音喇叭正在喊我的名字,会场上的许多人都朝高家河队列这边望着,主席台上的气氛甚至显得有点紧张,好几个脱产干部都忙慌慌地把嘴附在梁社长的耳朵上说着什么。我看见梁社长把眼光从一大叠子文件上抬起来,朝我们这边望着,眼光里也充满着焦急的神色。
  
  “啊!我误事了。在最不敢误事的关键时刻误事了。”
  
  我连忙分开众人朝那土台子冲了过去。我甚至没有像别的发言人那样从台角的一个特设小道上转过去,而是在土台子的正中间撅了屁股爬上去。二叔先是想拽住我,后来又改为往上推我。我们这种慌乱而又反常的行为立刻引起了全场人的哄笑,连坐在主席台上的公社领导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梁社长一边笑着为我压低了话筒,赞叹道:“好将,好将!”
  
  就在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那两页发言稿不见了,手里只捏着一把滑腻腻的冷汗,幸好我没有慌乱,而是一挺身子冲着话筒即兴说开了。
  
  我永远也记不起那时我说了些什么,只知道我说的很快,声音非常洪亮。我一开口台下的人一下子就不再骚动了,而是齐刷刷地听我说话。他们这种神情鼓励了我,感到自己非常高大,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名将军,正在面对一大批士兵发布作战命令,我面前的山梁和沟壑都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发完言走向台角的,只知道当时全场掌声雷动,一片赞叹声。二叔和梁社长每人抓着我的一只手,好像生怕我逃掉似的。
  
  梁社长说:“好后生,有气势!放在战争年代保准是一员好将!”
  
  二叔鸡啄米似的点着头答:“瞎东西,瞎东西!”
  
  梁社长说:“你看人家小孩子的用词造句么,真正是鲜明、准确、生动。”
  
  二叔仍答:“瞎东西!”
  
  梁社长有点奇怪了,冲着二叔问道:“咋,你们高家河还有更能的人呢?”
  
  二叔戏这才叹了口气回答说:“唉,这是我大哥的儿子,可惜大人把娃娃给害了。”
  
  “高富堂?”梁社长一下子瞪大了眼睛,然后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头,说了句没头没脑的话:“这就不好办了!”说完,便送我下了那个土台子,和二叔独自说话去了。
  
  ——事过之后,我才知道梁社长那天叹息的原因。原来我刚刚一上台,梁社长便看中了我,有意把我抽调到公社新成立的农田基建总部去。二叔如实一介绍,这事便没办成。那时的阶级路线抓得特别紧,重用一个“四类分子”的子弟是很犯忌的事。就这梁社长仍然在当天的总结会上点名表扬了我,说要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就要有高良的那样的气派,那样的闯劲,那样一种像箭一样射出去就不准备回头的精神。在他的推荐下,时隔不久我的发言录音在县上的有线广播站全文广播了。全县人一下知道:高家河有个高良,高良是个有作为的年轻人。
  
  我们公社,尤其是石耱河流域的十四个村子里,我更是声名大振。人们争想传说我的能耐。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失学讨饭,杀猪卖肉。那些上了年纪的人竟把我和上大学的桂梅姐联系起来,暗中议论这都是我爷爷挖山的结果,并玄玄乎乎地传说我家的祖坟里养起了一个巨大的蟾蜍,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便向天空吐白气。
  
  传说得更多的是梁社长和我在土台上角上谈话的细节:“天大大呀,社长那么大的官都和高良握手呢,一边握手,一边笑得‘扑哈哈’的。你看了得了不得?”
  
  至于高家河村里,第一个对这件事作出反应的竟然是毕女人。
  
  那天晚上,高家塬我一个远房哥哥的儿媳妇闹离婚。我和爷爷、二叔前去帮助平息纠纷,回村时已经很晚了。临上坡畔时,发现毕女人正等在那里。大概是等得太久了吧,她的两只眼睛红红的,头发稍上已经结了薄薄地一层雾霜。一见我回来了,没说话,一屁股坐在地上哭起来了。
  
  “咋?你这是干啥?”我吃惊地问。
  
  “没,没啥,”她一边用手指飞快地抹去眼睫毛上的泪水,一边颤抖着声音说:“高良,你能到我们家里去一次吗?我有事求你呢!”
  
  我愣住了,不是因为她的要求愣住了,而是因了她那与平常截然不同的谈话方式愣住了。
  
  毕女人完全没有了平时那种妖气、浪气、生冷不忌的无赖气、没皮没脸的二流子气,倒显出几分凄楚和妩媚来了。她的脸白白的,两只眼睛特别大,扑闪闪地溢着泪光。总之,看见她便使我很自然地想起村里传说的那个红衣女人。
  
  一走进她的门,就发现小土炕上有一桌的饭菜。
  
  那天晚上毕女人给我讲了她的身世——
  
  1935年,也就是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那一年的深秋,一队骡马驮着四台东洋产的轧棉花机子从山西的太原出发朝我们那个小小县行进着。骑在一头很健壮的骡子背上,昂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的那个老头便是毕女人的爷爷。他是一个野心很大的商人,当他听说陕北许多县城还没有轧棉花机子,当地人只能用手撕棉籽时,便动了发大财的梦想。于是他买了四台崭新的轧棉花机,带着自己刚结婚不久的儿子和媳妇,千里迢迢来我们县,因为他的一个远房族叔正在我们县任县长。
  
  那是一个多么动荡的年头啊,遍地燃怒火,处处伏杀机。亲戚和同事们都劝他不要冒险,稍安勿动,但他不听。名义上他对众人的回答是: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有钱赚,实际原因是,他认识了一个陕北籍姓毕的大兵,准备和他合伙做生意,在离开同蒲线不远的一个小镇上,他们会合了。
  
  当时那商人太高兴了,恨不得一下子飞到陕北,将大把大把的银元搂在自己的腰包里,而没有过细地考察自己的同伙人。
  
  这在和平年代也许是一个小小的错误,但在那个年代却导致了他的彻底毁灭。他的那个姓毕的领路人原本就不是什么大兵,而是一个专营保镖兼杀掠的强徒。就在临过黄河的前一天晚上,他突然抽出藏在骡鞍套里的匕-首,挨个儿将老商人的下属杀了个干净。等到杀最后一个人时,他发现那人的胸脯有点异样,紧接着又发现该下刀子的脖项子的那一抹嫩白。这时他才看清楚这是一个脸上抹了草灰的年轻女人,老商人新婚不久的儿媳妇。
  
  姓毕的顿时大喜若狂。在一场火爆爆的震颤后,他把那商人和其儿子、仆人的尸体捆在一块大石头上,投进了卷着冰凌的黄河中,单单留下那四台轧棉花机子和那个和棉花一样绵软雪白的女人。
  
  于是他便在一夜之间由强徒变成棉花坊的掌柜,于是他便在1947年被共-产-党的区分队杀了,便留下了这个姓毕的女人和那一段奇特的故事。
  
  毕女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的。她生于1945年,她父亲被杀时刚满两岁。她是随着母亲长大的。而她的母亲,那个一生中连着死了两个男人的外地女人,还能靠什么东西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站稳脚跟呢?只能靠她自己,自己的面皮,肉身和那几间瓦房。
  
  毕女人讲,从她记事以来就见过数也数不清的裸体男人。每天晚上,她睡觉时总是紧紧地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可当她睡醒时却发现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前炕头,占据她的位置的则是一个个健壮的或者瘦弱,年轻的或者老迈的男人。这些男人都对她很好,总在她刚想开口喊叫的时候把一大块冰糖塞进她的小嘴里,使她在一阵甘甜中再入梦乡。但她的心是苦的,街坊里的同龄小孩子们总要揭开她这块最为灼痛的伤疤,拿她开心,拿她取乐,而她却毫无还手能力。
  
  她的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初中毕业,那时候她长大了,母亲却无可奈何地老了。她家的生活开始困难了,许多年轻或者不很年轻的男人开始在她身上打主意了,当她试图好言拒绝时,却遭受到了坚决的打击。那些人总以她的家庭出身和母亲的好事要挟她,就连她那可怜的母亲也劝她“随乡入俗,趋利避害,那里黑了那里歇”。
  
  但是她没有这样,她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女人,她懂得廉耻,作为一个女篮中锋,她有强健的体魄,她要选择,选择一个干部对象来扭转自己的命运。
  
  可惜的是她选择错了,她选择了贺会计的同时也就断送了贺会计的前程——她的身世太复杂了,别的不说,单是她母亲那众多的情人就让贺会计防不胜防。这些人有的在明处,更多的则在暗处。里应处合,上下夹击,终于在三年困难时期借故将贺会计精减了。临走时除过一朵光荣花外,还有一根乱搞“两性关系”的小辫子。
  
  她母亲因此而病倒了,不久便去世,后来,她也被注销城镇户口遗返到高家河来了。
  
  “这就是我的身世,这就是我的经历”毕女人讲完以后动情地对我说“有谁说我是个坏女人,我不反对;有谁说我是个喜欢男人的女人,我操他祖宗!我不喜欢男人啊,我只喜欢有一个机会,像平常人一样的机会,这就够了。
  
  “那么除过和男人厮混外,就没有别的出路吗?”我问。
  
  “我不是和男人厮混,而是和权力厮混。”她认真地纠正我的话。
  
  这使我一下子明白了她的心思。她是在提前投入啊!她认为我会是一个有权有用的人。
  
  一种受侮辱被捉弄的感觉立即袭遍全身。我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推开她冲出门去。
  
  这时满天星稀月淡,靠近老鳖圪台的天际上一片晕白色。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秋日早晨那十分沁人肺腑的新鲜空气,大步朝村道上走去。
  
  一路上我不住地念叨着:“权力,权力,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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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落日》卷三  第八章

  


  就在我忘掉一切拼命地追逐权力的同时,权力的大门也向我微微启开了。那年冬天在全公社展开的青年教育运动中,我被破格接纳为团员,并成为全公社年龄最小的一个村支部委员。
  
  这本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职务,农村的团支部绝大部分时间形同虚设,只有在春节闹秧歌时才偶然发挥一点点作用,过了这几天就被人遗忘了。我的前任是一个女的,她竟然在出嫁外乡三年之后仍然带着我们村团支部委员的头衔。
  
  但无论如何,我已经是一个村干部了,可以参加一般社员所不能参加的会议,知道一般社员所永远也不能知道的事情了。更令人欣慰的是,打从梁社长对我表示赞赏之后,二叔和我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了。尽管我仍旧看不惯他那霸道的样子,仍旧以取而代之为最终目的来应付他,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开始有了共同语言。
  
  那年春节闹秧歌活动中,我俩一下子变成了朋友。
  
  陕北人对闹秧歌极为重视,素有“土疙瘩林里出富汉,秧歌场上出风流”的说法。几乎每年的大年初一饺子一吃,劳作了一年的庄稼汉们就集中在场院里说天道地,海阔天空。这时候总有一些好事者首先耐不住寂寞,想法子动员人们闹秧歌。
  
  动员的方式特别原始,简直可以说是在空手套白狼。他们每走到一家人的院子里就谎称“村里其他人都同意了,只缺你们这一家人点头了。你们总不至于扫了大家的兴吧?”
  
  于是第一个受骗的者的签名(一般是在名字上画十字)便很自然地成了他继续“行骗”的资本。然后一家一家挨着“征求意见”,不消半天工夫便把自己的意思是转化成一村人的意见。于是锣鼓响起来了,青年男女扭起来了,花布伞儿撑起来了。那人不管会唱不会唱,先站在村中央最亮眼的地方唱这样一首例行秧歌:
  
  马没铃铛不会走,
  
  人不风流不如狗;
  
  有谁不到场中来,
  
  肠子拧绳肚子吼!
  
  这首近乎于胁迫口气唱出来的秧歌词就是农村正月里红火的开篇,全村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全都从自家的坡畔上奔下来了。男的跳,女的闹,碎脑娃娃拍手笑。尤其是那些上了年岁的老头老太太们更表现得出奇,他们一边张开缺了牙齿的软嘴笑着,一边轮起拐杖哧哧吓着要打那人呢:
  
  “碎驴-日-的,你刚才唱着秧歌骂谁呢?”
  
  骂谁呢?谁也没骂。因为大家都来了。于是在一阵嬉闹之后,众人便按部就班地认真准备开了:人人动手,个个争先。
  
  闹秧歌的讲究很多,说法很多,都是世代相传,不能变的规矩。比如说扭秧歌的姿势,总体上强调个“好看”二字,但具体怎么个“好看”法,名堂就多起来了。有人强调造形,按着老辈子人传下来的图案,要人们扭“龙摆尾”、“鳖旋窝”、“瞎子打老婆”、“枣树乱开花”。有的则强调情致,要求“男如狂风,女如弱柳”、“分开来似满天星,合起来像鸳鸯游”。
  
  各派意见相左不让。年轻的还倒好办,特别是那些老年人,为了一种扭法会争得脸红脖子粗。有那沉不住气的老者激愤之余,竟会扔了平时一步也离不开的拐杖,亲自下场作示范。这样做的结果总令人发笑,这些老人不是扭了脚,便是闪了腰,最严重的一次还把一个八十岁的老汉窝进场院边的下水道里,疼得老汉“妈妈老子”直嚎,看得众人想笑不敢笑,要恼恼不成,只好一边从水道里往出抬人,一边嘴崩得像月牙牙一般。
  
  正月里天气总是个好,下雪也好,刮风也好,庄稼人觉得怎么也好。为啥呢,肚子有了一点油水,心平景自好!
  
  高家河的秧歌队本来是很驰名的,五十年代全县召开过三次赛畜会,其中就有两次动用了我们的秧歌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老队长的道情好,二叔的水船好,惠老脑的伞头好。
  
  据说惠老脑当伞头,伞头一转就能引逗得不会扭秧歌的也能扭起来。他有一种无可匹配的对唱天才,但只要锣鼓家伙一响,那四六句子就会“哗哗”地从他嘴里流出来,编出来的秧歌词又合辙又生动。
  
  现在惠老脑死了,伞头就立刻成了大问题。开先二叔和老队长还都不服气,总以为惠老脑能干成的事,他们也能干成,两个人争着当伞头。
  
  谁知临场一试验,蛮不是那么一回事情。村里预演那天,他们两人把秧歌队分为两拨,模拟了个彩门试了一下,结果瞎好唱不出个囫囵秧歌来。老队长总是临场忘词,而二叔则锣鼓家伙一响就浑身大汗淋漓,两腿颤得站也站不住了。
  
  全村人都为此着急,因为秧歌队一扎起来后,外村兄弟队的“请贴”就像雪片一样朝我们飞来。
  
  为此,村里专门召开了一次全体干部会议,不说别的,只讨论这伞头问题。
  
  那是我回村以来参加过的最热烈的会议。在全村的荣誉面前,众人都拧成了一股绳,即便那些平时见面不说话的仇敌们,也都捐弃前嫌([juān qì qián xián]捐弃:舍弃;嫌:仇怨,疑忌。抛弃以前的疑忌或仇怨。指重归于好。)认真地合计开这件事。
  
  人们的意见迅速分为两派,以老队长为首的一批人认为不要“用蛇皮蒙大鼓——硬撑”,趁早准备几十条宝成烟送给人家算了。他们还乐观地说:“算起来,总是咱们吃人家的多,人家吃咱们的少!”
  
  二叔却坚决反对这个意见,认为邻村的伞头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高家河只缺一个胆大的人,并气狠狠地骂道:“咱村里的这伙人啊,平时说起来雄兵百万,一遇到关键地方就屁不淡了。”
  
  他这话立刻激怒了许多人。话音刚落好些人便气得在炕头上站起来,厉声问道:“贵堂啊,话可不能这样说,你行你怎就不唱呢?难道你也是说起来雄兵百万——”
  
  二叔一下子蔫了,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说:“对对对,我错了。首先是我也屁不淡。我呀,我这脑子怎一进秧歌场子就实塞了呢。”这场面使大家看了非常难受。尤其我更是心急如焚。要知道这是我当村干部以来参与的第一件大事啊!我多么希望能有人站出来承揽了这个差事啊,若是这样,我给他磕头也行。
  
  我正这么想着,果然有人说话了:
  
  “嗨,咱们高家河的人啊,该愁的不去愁,愁人家阎王爷不长毬。不就是个伞头么?这事我干——”
  
  说话的人是“晃财主”,他大咧咧地从后窑掌里站了起来,雄纠纠地望着众人,一脸有把握的神情。
  
  “你”?满窑人几乎是同时从牙逢挤出这个字来。
  
  “我怎啦?我不行?”还没等众人回话,“晃财主”一把丢剥了身上的山羊皮袄,从地上捡起一个扫把扬了两扬便唱开了:
  
  反穿皮袄毛在外,
  
  白日里铺来黑夜里盖;
  
  起了些虱子墙头上晒,
  
  一晚上把亲戚差咬坏。
  
  “好!”众人一哇声欢呼起来了。二叔甚至激动地冲上前去搂了一下“晃同主”的肩膀,急切地道:“再来一个!”
  
  老队长也站起来了,他扑闪着双眼刚准备说点什么,“晃财主”又唱开了:
  
  一圪堵葱来一圪堵蒜,
  
  一圪堵婆娘一圪堵汉;
  
  一圪堵秧歌把九曲转,
  
  一圪堵娃娃撵着看。
  
  “好,好,就是他了,”满屋子人一哇声欢呼起来了。二叔一下子从口袋里摸出村里那枚公章来,对着我说:“良儿,写一个条子,这次秧歌闹成了奖励‘晃财主’十担羊粪,一开春就兑现!”
  
  我当然乐意这样做了,正四处寻找纸和钢笔准备写那条子时,猛不防被老队长一把扯住了。只见他气冲冲地朝“晃财主”面前挤了过去,急切地问道:
  
  “娃娃,你真的行么?”
  
  “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刚才你不是听了两个了么?”“晃财主”答道。
  
  “还会甚?”
  
  “还会个,山格峁峁上一株槐。”
  
  “再会个甚?”
  
  “再会个‘红兜肚上扎个蓝腰带。”
  
  “再有个甚?”
  
  “再有个——,再有个红洋芋——大红洋芋啥来?让我想一想。”
  
  “晃财主”用两手向上搔着自己的头发茬,像只发急了的猴子。
  
  老队长这才叹了口气,说:“别想了,我知道呢。“大红洋芋土里头埋——”
  
  “对!”
  
  “大红芋土里头埋,一老镢给你刨出来,是不是?”
  
  “晃财主”一下子乐了,扬起那扫把又想唱,老队长把那扫把扔在地上,气呼地道:“你这个娃娃越大越没成色了,这是你开玩笑的事么?这可是全村人的菜誉问题。你不怕丢人,全村人也不怕丢人吗?你好好说,就这些秧歌是从那里的来的?”
  
  老队长越说越激动,直逼得“晃财主”满头大汗,乖乖地缩到人群里去了。老队长才苦笑着给大家解释说:“你们也真是的,咋敢相信他呢。那些秧歌词都是我教给他的,都是在秧歌场上听别人唱的,那能行么?”
  
  众人这才明白了,一下子都蔫了。二叔仍不服气,上前拦住老队长说:“哎,别人唱过的也行啊,只要敢开口——”
  
  “贵堂啊!你是个灵人么,怎就说出这种外行话呢?对秧歌不是演节目,那是在一问一答呀。”
  
  “噢——我记起来了。”二叔喃喃地说道:“就怕咱记的人家不问,人家问的咱没记下么。”
  
  会议开到这儿算是彻底僵住了,满满一屋子谁也不作声了,只是个拼命地抽旱烟,浓烈的旱烟气滚滚地从天窗上往外冒,远处看上去人们还以为这孔窑里失火了呢。
  
  最后还是老队长想出了个办法,他建议让毕女人试试。秧歌词她会的多,新的,旧的,迎的,送的,都会,如果让个识字的人抄下来,让毕女人背熟或许还能抵挡一阵子呢。
  
  众人都同意这么办,有人还说:“这样最好,咱高家河出了女伞头还新鲜呢?”大家这才停止了抽烟,一个个从那烟屋里钻了出来,跟着二叔朝贺会计家走去。
  
  半道上,我追上二叔低低地问他:
  
  “毕女人行么?”
  
  “要不怎办?”
  
  我也就再没说什么,一路小跑着跟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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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发表于: 04-16
  《高原落日》卷三  第九章

  



  那毕女人果真还行。她不但满口答应了这件事,还主动从一只棕皮箱子里翻出好几本秧歌词集子,都是县文化馆搜集油印的,都是新式词儿。
  
  我们的秧歌队准备出村赴灯场了,第一夜便是石耱河沟掌里的柳河。临出发前,毕女人不但默记了许多秧歌词,还把最关键的几首抄在手掌上,以备不测。二叔仍不放心,指定要我拿着秧歌词集子跟在毕女人左右,随时准备给她提词。
  
  我见过的秧歌场子不少,但在这么近的距离之内观看还是第一次。我挎着一个土织布褡裢,一头装着几本秧歌词集子,一头装着个醋壶子,和敲锣鼓家伙的后生们走在一起,身后便是我们高家河村的秧歌队。
  
  秧歌队每过一个村子,村子里人便要在自己硷畔上放几个纸炮,一来表示欢迎,二来邀请秧歌队给他们唱几句吉庆话儿。毕女人果然唱了,不但没忘词,那声音还怪好听的。那些人一听是个女人唱秧歌,都“哗”一下围了过来看,有许多人还主动跟在我们后边,一块去柳河看热闹。大家夸奖我们高家河就是能,“刚死了一个惠老脑,就又来了一个毕‘细腰’。”这使我们异常兴奋,精神顿时振作了许多。三个村子过完,还引来了一大批看热闹的人们。
  
  柳河到了,刚进村口,我们就远远望见柳河的彩门高悬,无数灯笼闪耀,气派果然不小。大伙正在吃惊,只听得一阵锣鼓“格喳喳”乱响,两行人儿从柳树林里卷了出来。
  
  我大吃一惊,心想:“还没到彩门边,这秧歌队就来了呢。”心头一慌,竟忙乱得连褡裢口儿也找不上了,好半天掏不出那秧歌词集子和醋壶子来。
  
  正在手忙脚乱时,二叔和毕女人、老队长踹开大步,朝前走去。大人们这才告诉我说:“这不是秧歌队,而是人家送“发牌酒”来了。
  
  “发牌酒?什么意思?”我正要追问底细,猛听得老队长奔回来一声断喊:“让开场子接牌!”话音未落,只见那两行十六人,一律头顶悬空灯,脚蹬红缨鞋,前胸上挂着一个英雄结,斜肩儿背了一串大铜铃;左手上摇着一个“忽嚓嚓”,右手里端着一个大锅盖,手舞足蹈,大扭大跳地直逼到我们秧歌队的面前,然后一声哨响,又像黄风一般卷回去了。前一拨刚去,后一拨又到。一拨接着一拨、一茬压着一茬。
  
  好大工夫我们的秧歌队才算挨着步儿来到彩门前。只见那彩门上灯火通明,松柏浓绿,一直高到半天云里。那灯光耀得我们连眼睛都睁不开来。好不容易等我们队里的排灯挤了前来时,对方的锣鼓家伙早就掀天震地般敲了起来。真正是山摇地动,威风无比。只见柳河队的四个“发牌马子”索着天跳,四个“散花娘子”就着地拧,裹着他们的伞头如狂风一般卷向彩门而来。还没等我们的锣鼓家伙响起,那伞头便将伞点了下来,对方锣鼓齐刷刷地停了,那伞头这格哇哇地唱道:
  
  过罢新年是新春,
  
  中途路上接亲朋;
  
  女伞头就是那穆桂英,
  
  后面跟着些小罗成。
  
  歌声刚停,人群里便“轰”地吵开了。大家都夸这个秧歌唱得好,这个伞头有本事,有人立刻充当起义务解说员,给周围的人介绍这伞头的年龄、能耐,闯了多少彩门,接过多少秧歌,等等。
  
  我顾不了那些,紧攥着那本秧歌词集子,眼巴巴地望着毕女人,生怕误了事情。只见毕女人脸儿煞白,双手捧着个伞儿在那里盘来盘去,念念有词,那伞儿似乎就要点,结果又仰了上去了。
  
  人们开始不耐烦了,因为彩门上比秧歌既要求唱词顺畅,意思通达,又要求速度快。一方稍微慢一点,对方的能耐便显出来了。二叔挤到前边来,不住地小声提示着:“唱,唱,先看手上的词儿唱!”
  
  毕女人这时才如大梦初醒,展开了手掌看了一眼“啪”地点了伞唱道:
  
  正月里来正月正,
  
  陕北人向往北京城;
  
  虽说相隔千里远,
  
  毛主席——毛主席——
  
  “哎哟,又忘了——”人们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就像撕布一般“扑刺”一声轰笑起来。有人甚至高叫着道:“高家河的伞头把秧歌词写在胳膊上了,快让高贵堂给伞头捋袖子来,后半句让袖子摭住了!”
  
  人群中又是一阵大笑,议论成一团,讥笑成一片,争着要看毕女人的脸呢。毕女人一下子羞了,倒拖了个伞儿就要往场外冲,被二叔和老队长挡住,七七八八给她说开了好话,要她坚持撑住这个台面,不然高家河就把人丢尽了。
  
  “完了,完了,完了。”我心想:“真是倒霉尽了,第一次当队干部就干了个这事情,以后还怎开展工作呢?”
  
  当时我只盼望柳河的伞头能高抬贵手,放我们秧歌了进了彩门。至于以后,我再也不敢进这秧歌场了,这事儿太玄,太玄了。
  
  柳河的伞头除非不肯容情,反而趁我们混乱中间又点伞唱开了。只见他满脸讥笑,唱一句把身子向我们这边晃一下,那目光从毕女人身上的扫起,最后又落在周围看秧歌人们的脸上:
  
  一杆银枪穆桂英,
  
  十里沙场天门阵,
  
  切莫小看杨宗保,
  
  洞房夜里有输赢!
  
  人们一下子都愣了,这已经不是调侃,而是公然的侮辱了。我头皮一紧,手里的秧歌词和醋壶子都掉在地上了。只觉得一股怒火冲天而起,口里只管念叨着:“高家河,高家河!”仿佛高家河就是我,我就是高家河一样。
  
  当时二叔正把毕女人往彩门前推,并替我捡起那本秧歌词要我继续提词儿。我一下子火了,一把将那个破本子扔出场外,劈手夺过毕女人手中的伞儿,可着嗓门喊了一声:“我来!”
  
  这声音一定是大得惊人,全场一下子静下来了,甚至连双方的锣鼓家伙也停下来了。人们都把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什么也没来及想,脱口就唱:
  
  洞房花烛陈年事,
  
  男尊女卑老脑筋。
  
  为扫封建旧尘埃,
  
  一路征战进了村。
  
  人群里开始低声议论起来了,好些人都重复着我唱过的秧歌词,咂摸着其中的含意,双方的锣鼓轻轻地敲打着。
  
  我不管这些,疯狂地转动着手里的伞儿,死盯着对方的伞头看着,那神态完全不像是在闹秧歌,而是像在和人吵架。
  
  二叔和柳河村的负责人都慌了,想给我说点什么,被我一扯伞儿打开了。我的举动很显然引起了对方伞头的注意,只见他猫着下腰来朝前望了一眼,朝手心里吐了口唾沫,紧钢钢地唱开了:
  
  上级领导发号令,
  
  农田基建要抓紧,
  
  你打了多少水平坝,
  
  挖了多少鱼鳞坑?
  
  这一下可算把我问住了,我哪里知道这些事呢?就在二叔和老队长他们飞快地朝我奔过来,准备给我介绍这方面的情况时,我脱口唱道:
  
  我们的工作不过硬,
  
  上级领导常批评;
  
  大年一过就下决心,
  
  全村人登门来取经。
  
  这首秧歌词太好了,它既避免了正面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又不露声色地挖到了对方的短处——柳河是全公社最落后的村子。
  
  人们一哇声地叫起好来了,对方的伞头也把伞儿举在半空中,认真地朝我看着,脸上显出惊讶的神情。
  
  我完全不顾规矩了,点了伞儿又要唱。柳河的领导人隔着彩门冲了过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条没开封的“宝成”牌香烟,一边往我手里塞,一边说:“好了,好了,蛮好了。快进彩门!”
  
  于是锣鼓大作,鞭炮齐鸣,对方的秧歌马上分为两路纵队靠边就地扭动着,腾出一条通道来让我们进去。
  
  啊!大军挺进气如虹!啊!直入胡马蹄带沙!
  
  我的心一下子狂跳起来,像擂鼓一般,我的胸脯一下子高挺起来了,每一步下去都想踩一个坑出来。
  
  我们的秧歌队浩浩荡荡地进了彩门。
  
  一进彩门,我就再也没扭一步,把伞儿扛在肩上转着脑袋朝人群里看,看那些正指指点点地议论着我的人,看那些高高地坐在柳树上的孩子,看了那些一个和一个挤得很紧的用羞涩的目光瞧着我的姑娘们……
  
  我开心极了,得意极了。觉得那天,那地,那山,那水,都是为我设置的大舞台,身边的人们都是为我奔走的小罗喽。觉得自己正高高地坐在一个小山坳里,面对两列苍山,一沟杨柳正指点着些什么。那山变得小了,杨柳也变得小了,只有我的身体仍旧在膨胀着,膨胀着。
  
  正在这时,二叔他们赶来了,他们一下子围了上来急切地问:
  
  “你怎么啦?”
  
  “没,没啥呀。”
  
  “没啥,怎能喊破嗓子不应声呢?你看看你都走到那里了?”
  
  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早已离开了秧歌队,一个人走进沟掌里来了,柳河村和秧歌队已经远远地落在后边。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没事,我只是想出来走走。”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我发现毕女人也来了,正冲着我笑呢。
  
  我也冲着她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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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发表于: 04-16
  《高原落日》卷三  第十章

  

  陕北有许多怪风俗,别的不说,光成年人和未成人之间在吃东西方面就有许多差别。比如生产队死了牛驴、马、骡等大牲口,那肉不是按人口分,也不按工分分,而提按成年男子分。每一个成年男子分一份,不管有多少人口与工分。而所谓成年男人,专指结了婚的男人,没结婚的不算。光棍汉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只能吃杂碎。
  
  这种风俗还进一步深入到家庭内部的饭桌上。一顿饭端上来后,没有成年男子的开头其他人是不能吃的。即便成年男子病了不能吃饭,也得象征性按一按,其他人才可能以吃。
  
  再比如清明节吃的面食,它分得就更细了,首先是男女有别,成年男子吃的是一个又圆又大的无缝蒸馍,上面用面捏上去许多小龙小蛇的图案来,俗称为“紫锤”,成年女子吃的是一个面捏的“篮儿“——中间肥大,越到两头便越细小,最后把两个头儿弯回来捏在一起,形状像一把变了形的古式铜锁。
  
  未成年人吃的就不同了。姑娘吃的是“抓髻”——中间细而浑圆,两头大而稍扁,四个角上分别压了一个梳子印儿,形状酷似旧戏里小丫环的发髻。男孩子吃的是一只奇形怪状的面老虎——头尾俱全,浑身被各种颜色涂得五麻六道。
  
  我当时吃的就是这种面老虎。对此我非常反感,我不愿意吃这东西,希望自己能和大人们一样吃“紫锤”。我觉得和村里那些屁事不懂的小孩子一块吃面老虎,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因为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更何况还是一个队干部呢。
  
  过清明节的前天,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父亲和母亲。他们听了这话,立刻显出一种吃惊的神情,惊慌地看了我一眼后,又埋头捏起面食来了。蒸出来时,我的还是老虎,只是比弟弟的老虎大了一些罢了。
  
  母亲还转转婉婉地安嘱我说:“良儿,有人的时候可不能说你要吃紫锤的话,人家会笑话的。”
  
  “笑话?笑话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趁着给爷爷的送“紫锤“的空儿,便将爷爷的那个“紫锤“留下来给我,而把属于我的那个面老虎送给爷爷,并将自己的想法说给爷爷听。
  
  爷爷听了我的话,也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了,直笑得眼泪四溢,两颗焦黄的门牙摇摇欲坠。他一边用袖口揩着泪水与鼻涕,一边对我说:
  
  “你小子啊!没娶过媳妇怎就想吃紫锤呢?可不是想要媳妇了么?”
  
  这时我才想起母亲的话,立时闹了个大红脸,只好把爷爷的“紫锤“还回去,把那个属于自己的面老虎悄悄地拿回家。
  
  这年清明节我没有吃东西,整整地饿了一天。当然不是想要什么媳妇,而是为自己无法得到一个成年人的标志而痛心。也就是从这天开始,我越来越感觉到“媳妇“这个词的神秘了。
  
  村里和黑牛一般大小的年轻男子们,没娶过媳妇时人人都大大咧咧地叫他的乳名,甚至连他的弟弟妹妹们也这样叫着。可一娶过媳妇,那乳名立刻就没人敢叫了,村里人都挺拗口地喊他的大名。弟弟妹妹们则十分努力地称他为哥哥,仿佛他在一夜之间彻换了个人似的。这种变化也体现在生产队对他的待遇上,不多久生产队就召开一次专门会议,给他拨一份自留地,另装一个记分册,给他单另立一个新户头。
  
  自从我当了团支委以后,参加了好几次这样的会议。越参加心里觉得越别扭,好几次想提出异议,但都没能开口。
  
  就在闹秧歌的那年春天,原任的生产副队长病了,村里决定另选一位出来。当时我是最有希望的人选之一,就连主持这次选举的公社干部也认为我能担此重任,并找我谈过一次话,要我注意学习各种农活技术,免得在安排生产中出错。谁知选举那天,硬是没有人提我的名。那位公社干部启发、引导、暗示了好半天,仍然无济于事,最后只好自己提出我的名字来,但仍旧没有一个人投我的票,就连毕女人也担心我干不了,她说:“生产队长不比别的,一村人的庄稼活都在他身上,一个未成年的人是很难干好的。”
  
  这一回可算把我气呆了。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夺取权力的最大障碍不是别的,而是缺少了一个成年人的资格,缺少一个“紫锤”,一个媳妇!
  
  经过好几个失眠之夜的苦苦思索后,我终于拿定了主意,朝这方面努力!
  
  打这之后,我便有意和村里那些刚结过婚的后生们一块厮混,听他们说天说地,和他们一块干一些以前连想都未曾想过的“玄事儿”。
  
  啊!这可真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期间我有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新鲜感受。
  
  农村里,新婚的男子第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炫耀他在媳妇的面前的威风,仿佛媳妇越怕他,他越像一个男子汉。
  
  那段时间我们几个人在山头上耕地,饭由各自家里的人送来。每到送饭人远远地踏上地畔的时候,这种炫耀便如火如荼地开始了。那些刚娶过媳妇不久的年轻后生,只要一望见送饭人露了头,便齐排排地坐在新翻开的犁沟里,大声地命令着自己的媳妇把饭往指定的地点提。命令声震得沟对面的崖坂嗡嗡地乱响,惊得那些钻在蒿草林里的山鸡“呱呱“乱叫。
  
  绝大部分媳妇都能够替她的男人护住面子,她们笑盈盈地按照丈夫的指点把饭放在指定的位置上去,在犁沟里平出一个小饭场,再把那些腌菜碟子,米汤罐子,干粮筐子轻轻地摊开来,伺候丈夫进食。
  
  这种时候,那些成功的丈夫便没有心思吃饭了,而是转着脑袋朝周围的同伴们耸鼻子挤眼,借以炫耀自己的威风。而这种炫耀立即就变成竞赛的加油器,正在等着媳妇到来的男子汉们,嗓门更大,火气更大,指定的地点更为复杂起来了。有的人还不断地改换地点,把媳妇一会指使到山峁上,一会又指使回地畔边,上下左右地“运动”着,借以炫耀自己的威风。
  
  当然也有砸了锅。有一个小伙子把媳妇支使了几个来回后,最终还是觉得不满足,又命令那女人把饭提到犁沟里来,对方火了,扔下饭筐和汤罐,竖起指头蝎虎虎地骂开了,道:
  
  “愿意吃,你妈屄就吃;不愿吃,你妈屄拉倒。别人让你一步,你就不知天高地厚了,晚上细细地收拾你小子!”
  
  那女人就这样一边骂,一边大摇大摆地去了,那小伙子羞得、愧得、后悔得、气恼得不得了,慌慌地收拾起饭食,一个人躲到僻静处独自吃饭去了。一整天不再和众人搭一句话了。
  
  众人也都不去理会他,私下里骂他:“没办法自己的媳妇拿众人出气呢。”那小伙子便在众人眼里低了一头。
  
  这伙人在一块说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夸自己的媳妇正经,夸着恶作剧就想出来了,做法令局外人听了不敢相信。
  
  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几个新婚不久的后生们一块在场院里照麦子。刚入夜,他们便又夸开自己媳妇的正经了,一个个吹得云天雾地,互相间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大家商定了一个考察的办法:深夜敲门!
  
  主意一定,我们便把这几个新婚媳妇编了号,团成阄,抓定次序,然后指定一个人出面敲门,其他人跟着看。尤其是丈夫,必须在场,倘若自家的门被敲开了,还得买一包香烟出来“犒劳”众人。
  
  抓阄的次序表明:我是第一个叫门的,叫的则是黑牛媳妇的门。
  
  村里人一睡定,我们便出发了。大伙儿猫着腰下了场畔,穿过坝沟里的玉米地,来到黑牛家的坡畔上。临上坡畔时,我发现有人在我的衣襟上拽了一下,回头一看,竟是黑牛。他呼吸急促促地,喷出来的热气微微烫人。我正想问他要干什么,其他几个人一齐低喝起来:“别说话。”
  
  他们说着便躲在院子里的大石床下了,把我逼向黑牛家的门前。
  
  我敲响了窗棂,并慌慌地喊了一声:“开门呀!”
  
  “谁呀!”屋子里传来黑牛媳妇的声音,怯生生的,听上去有点慌乱。
  
  我马上觉察到她不是拒绝,而是害怕。是的,一个孤身夜宿的女子能不害怕吗?我必须首先说清楚自己是没有恶意的,于是我便自报家门了:“你别怕,我是良儿,我想进来。”
  
  这一招果然很灵,那女人一听“格格”地笑了起来说道:“哟,你呀!我家黑牛就在炕头上,操心打断你小子的腿!”
  
  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便更有了底了。一伸手捅破一块窗纸说:“快别胡说了,黑牛在场院里呢,小心让他听见。”
  
  那女人一下子不笑了,只听见一阵瑟瑟缩缩的衣被响动声,过了好一阵,她又笑了道:“死小子,屁大一点的娃娃就学会骚情了。你当我不懂你的心思?我懂得呢,你这是取笑我呢。”
  
  我一下子怔住了,心想:“这女人怎就知道了这一层了呢。我回过头看众人时,只见他们几个在缩在石板下笑成一团,不知道谁笑得忘了形,一仰头碰在石床上了,发出一声沉闷的响来。
  
  他们的这些笑声再一次鼓起了我的勇气。我又捅破一块窗纸,把一只胳膊深深地探进去摇晃着说:“你让我进来吧,外边这么凉。”
  
  屋子里又是一阵沉默,又过了一会儿,那女人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这么个儿娃娃,有脚没脚总想找个靴子穿。你那小鸡鸡谁晓得有猫奶头大没有,能顶什么用呢。”
  
  说话间,便叹息着下了炕,一边开门,一边咕哝着说:“那有个啥好么,没意思,还不如吃一碗猪头肉呢。”说着那门便“吱呀”一声开了门,朝场院方向瞟了一眼,对我说:“麻利些,操心人看见了。”
  
  她一只手扶着门扇,一只手拿块头巾捂在肚脐下面,整个神态活像一个梦中仙子。
  
  还没等我再说什么,躲在石床底下的黑牛冲了过来,一头把那女人撞回屋去,拉着哭腔骂:
  
  “日-你-妈呀,你就这样哄老子吗?”
  
  屋子里立刻撕扯成一团,我们几个人这才知道这下闯了大祸,惊弓鸟一般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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