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的奇特人格和他的文艺美学思想

罗国正

（2025年端午节于广州）

著名的史学家、政论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胡秋原生平著述100多种，有3000余万字，一生大部分时间以“文章报国”，主持报刊工作，在历史、文学、哲学、美学等领域造诣很深，他积极参与大量的政治、社会活动，不少活动有较大的历史价值。他被称为“海峡两岸破冰第一人”。1989年他被美国传记学会列入《国际著名领袖人名录》，并颁发奖状。2004年，94岁的他荣获“中华文艺终身成就奖”。他对美学思想的传播和普及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感觉，他一生都在追求自己所理想的人格的美学境界。从人格美学的角度去看，胡秋原的生命历程和人格的发展、定型和演进，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典型实例。下面先介绍他的简历：
胡秋原（1910—2004），是湖北黄陂县（今武汉黄陂区）木兰山下大胡家湾村人。他父亲胡康民早年以耕读传家之精神在家乡读书、教书，后投入黎元洪新军，表现优秀，不久考取师范，以优等毕业，在安徽办学执教三年，后回湖北执教二年。辛亥首义，入都督府任参议，并助黎元洪理财。他支持“五四”运动、当黄陂县教育会长（相当今天的教育局局长）、创办私立前川中学、与乡绅们发起黄陂接平汉铁路的轻便铁路修建等等。胡秋原就是在这样的父亲培育下成长的。1920—1924年，胡秋原就读于他父亲创建的前川中学，毕业后，胡秋原立志“科学报国”，于1925年春，胡考入国立武昌大学（今武汉大学）理化系预科，加入了共青团。入学之初，先后参加《武汉评论》、《中国学生》编辑工作。1927年春胡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举办党务干部学校和各种短期训练班中主讲各国革命史。1927年夏，沪汉之争激烈，胡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28年5月山东发生日军枪杀17名中国外交官惨案，胡在悲愤中写成《日本侵略下之满蒙》一书，大受欢迎。1929年胡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于1931年毕业。因“九•一八事变”，回国后在上海等地从事文化、政治活动。胡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曾任上海东亚书局编辑、同济大学教授、翻译，和王礼钖一起参加神州国光社创办的《读书杂志》，胡还独力主办《文化评论》周报，在此报上发表《文学与艺术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等论文，影响很大。1932年，在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后，胡往战地采访，写下军民抗战目击记，还联络文化界朋友声援十九路军，号召全国人民抗战。胡倡议由《文化评论》与《读书杂志》合办一份报纸《抗日战争号外》。1933年，胡应冯雪峰的请求，胡亲作担保，将一位被国民党缉捕的“左联朋友”掩护在自己掌控的神州国光社住下来，这人就是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由于十九路军与蒋介石“抗日”意见分歧，发生了“福建事变”，胡参与了这次‘闽变’，担任《民国日报》社长，负责文宣和文件起草，成为福建人民政府的重要角色。由胡代表福建政府起草《人民权利宣言》，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同年12月下旬，蒋介石抽调精锐部队攻打福建。1934年1月，在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和优势兵力攻击，福建事变第19路军终告失败。胡于同年1月中旬乘船经厦门逃往香港，被香港政府驱逐，正当胡为去处犯愁之际，陈铭枢、蔡廷锴决定让他带陈、蔡两家三名子女一同去英国留学，胡还募得一笔可观的经费，足以应付半年开销，几经曲折后，胡到达了英国。胡开始了在大英博物馆的读书计划。后来胡又到了苏联，在莫斯科期间，胡应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之邀，协助编《救国时报》和《全民月刊》，并在时报上发表《抗日就是一切一切归于抗日》，还应王明之邀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呼吁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八一宣言》的起草。胡与李立三等人共事至1936年6月中旬。1936年8月间，胡参加“世界和平运动”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编辑了《中国与和平》《中国为和平而战》两本小册子，9月初胡赴布鲁塞尔与会，不久又在巴黎参加“全球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大会决定成立“全球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胡当选为常委，并为此会起草了大量文件。1936年12月上旬，胡乘船由美国想回香港，惊闻西安事变，则暂留美国。在美期间，胡或演讲、或辩论、或撰文，提倡抗日。胡交游者有陶行知、陈翰生等。卢沟桥事变后，胡响应“共赴国难”的号召，9月初他经香港返家，稍作停留后即赴南京。1937年。胡在汉口创办《时代日报》，宣传抗日。1938年胡到重庆，起初处于失业状态，后经邵力子推荐，以参议名义，为蒋介石、张群撰写演讲稿。1939年，胡在重庆出版《祖国》周刊，后改月刊。同年初，重庆行营改为中华民国国防最高委员会，张群任秘书长，邀请胡主持相关工作，胡先后任秘书处机要室秘书、科长等，负责抗战工作的“精神总动员”等事务，也常为蒋介石、张群撰写演讲稿。1940年至1941年，胡除做秘书工作外，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期间还在塈南大学及复旦大学教书。1942年，冯雪峰被国民党宪兵抓去上饶集中营，中共重庆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奉毛泽东之命，找到胡，胡二话没说，就加入营救行列。后来胡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员。1943年至1944年，胡主要在国民政府任职，从事抗战宣传等相关工作，1945年，美、英、苏所订的“雅尔塔密约”后，胡极力反对外蒙独立、东北主权受侵，并与大量的人物交涉、论理（包括美国驻中国大使），自印发200份传单，以快信分寄各大报刊及参政会驻会委员，呼吁大家共同反对。蒋介石得知后震怒，下令将胡“免本兼职”，撤销胡国防委员会秘书和《中央日报》副总主笔职务。1946年，胡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同年胡回家乡恢复了前川中学，并出任校长。3月至11月出席了国民党多个会议。前中央日报社社长胡健中请他主持《东南日报》胡欣然答应，于1947年初胡就职当总主笔，兼《前线日报》、《时事新报》主笔。同时胡在塈南大学讲授国际问题、复旦大学讲授西洋哲学史，又写了不少文章发表。1948年，胡当选立法委员。1949年，胡去香港任《香港时报》主笔，并为《新闻天地》《民主评论》撰稿。1951年到台湾，历任台湾师大、世新、政战学校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员。1952年至1960年，胡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胡完成了《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1953年完成），胡的学术思想从“新自由主义”向“理论历史学”演进，为后续在文化、思想界产生更大影响作准备。1961年，胡在台北《文星杂志》发起“中西文化讨论”，胡是主要撰稿人之一。1962年他与李敖、居浩然等人打笔仗，以厘清科学、民主、知识等基本观念。1963年胡独力创办《中华杂志》（至1993年停刊），与《文星》抗衡，中西文化论战持续十年。10月1日李敖在《文星》第六十期发表文章：对胡秋原的“闽变”叛国问题进行研究。还说胡是不诚实的人，爱说假话。胡一怒之下，状告上法院，要求赔800万元。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后，他在《中华杂志》发表社论，主张国共合作，支持解放军保卫疆土。1970年钓鱼岛事件爆发，《中华杂志》成为“保钓运动”的最有力刊物。70年代，他写了《谈人性与乡土之类》、《谈民族主义与殖民经济》、《中国人立场之复归》登载在《中华杂志》上，驳斥对乡土文学是搞地域主义的批评。到80年代后期，胡主张祖国统一。1988年4月他任“中国统一联盟”荣誉主席，“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顾问、名誉团长。1988年9月12日，胡偕夫人、长女和“统一联盟”代表从美国直飞北京，与李先念、邓颖超等一起共商两岸统一大业。胡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人”。胡等还寻访大陆多地，包括胡的家乡。10月返台，遭限制出台两年，在李登辉的建议下，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有些台独分子扬言要“法办”胡秋原，判他“死刑”。胡却掷地有声地回应：“秋原一介老儒，平日服膺横渠四为之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提倡三大尊严（‘人格尊严、民族尊严、学问尊严’），八十老翁，除中国之富强、同胞之幸福外，尚复何求？”1989年，胡被美国传记学会列入《国际著名领袖人名录》。1990年5月27日台湾师范大学为胡举行80寿辰演讲会，当时91岁的陈立夫面对千名与会者微笑地说：“秋原这个人很勇敢，有浩气，他觉得海峡两岸今天应该讲和，不再相互攻击，结果，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人忽然跑到北京了……”话音刚落，全场爆发起雷鸣般的掌声。1992年7月，胡再赴北京参加学术交流。此后，因年龄和健康原因，较少活动，还常与家乡保持联系，专注于文化、学术方面的研究。念念不忘国是。2001年，胡一家人访问母校武汉大学，并与校内外学者进行座谈，胡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次访问，主要体现出胡对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的持续关注。胡一家人还出资在武汉大学设立“胡秋原•敬幼如奖学金”（敬幼如是胡秋原的夫人）。2002年，胡拖着重病，专程到台北市金瓯女中礼堂欣赏湖北大鼓表演艺术家张明智的“乡音贺岁”表演，胡的孙子、孙女上台向张明智献花。2003年，裴高才撰写的《胡秋原全传》，初版行将付梓，钱伟长、朱伯康、贾亦斌分别题词与作序。2004年，胡收到家乡《黄陂文史》后，拖着带病之躯，写了洋洋万言的亲笔信，还派女儿胡采禾返乡考察木兰山地区的旅游资源，自己则搜集、整理木兰山资料，准备出学术专集和继续在文化研究、教育理念传播等方面发挥作用。同年胡获“中华文化终身成就奖”，2004年5月24日，胡因心肺衰竭病逝于台北，享年95岁。
胡秋原自小受到他父亲、乡村教育家胡康民深深的影响，一直都热爱文化、教育事业，关心并支持家乡和母校的发展，他有一种强烈的“念旧”情结。他努力以横渠四为之教、三大尊严来鞭策自己，追求高格调的民族精神修炼和境界，笔耕不辍，频繁地活动，为文化事业、为社会和中华民族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从而树立起他的崇高人格。
胡秋原的美学思想深受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但他认为普列汉诺夫没有完成严密的文艺理论体系，所以他大量阅读、整理普列汉诺夫的相关论述，试将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整理成一个完备的文艺理论。后来他又在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了不少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在反对艺术作为政治或其他利用工具上。这也反映出他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化。并与普列汉诺夫的思想观念有了区别。我在介绍胡秋原主要美学观点之前，先让大家了解普列汉诺夫的主要美学思想，普列汉诺夫认为：
1、艺术是社会的产物。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受到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应通过艺术来反映社会和批判社会现实，尤其是阶级社会的矛盾和冲突。
2、艺术起源于劳动。艺术通过生动的形象表现人在劳动中感情和思想，艺术与人类社会生活紧密联系。
3、提倡无产阶级的艺术，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和需求，具有更强的社会批判性。
4、艺术不仅是技术的展示，更是思想、感情的传达，不能过于注重形式而忽视艺术的本质。
5、艺术具有教育、启蒙等功能，可以提升人的审美能力，促使人们思想觉悟、社会进步和发展。
胡秋原主要的美学观点如下：
1、认为美学的价值在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2、强调形式美，同时认为内容上引起的愉快之联想是美的主要特点。形式与内容的调和使人感觉更愉快，这是美的结晶。
3、想象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而文学艺术则是这种自由创造的表现形式，文学艺术的创作是自由创造过程，通过想象来实现。
4、强调美学在艺术创作和欣赏中以及艺术家创作过程的自由度和创造力的重要作用。
5、反对艺术作为政治或其他功利目的的工具。认为艺术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和独立的审美本质，应保持艺术自身的尊严和自主性。
6、倡导“自由人”的文艺，主张文艺创作应该是自由的，艺术家应该有自由表达思想和感情的权利，不受任何外在力量的强制和束缚。艺术的生命在于自由。
7、既要重视艺术内容的真实性和思想性，又不忽视艺术形式的重要性。两者是有机统一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有助于更好传达内容。
8、审美具有超越现实功利和日常生活的特性。能够使人进入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境界。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和审美体验，人们可以摆脱现实的束缚，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升华。
在20世纪左翼文人的意识中，认为文艺是集团政治的艺术，中国当时很多的文艺精英都是坚持以这样的思想进行创作、表态。这显然也深受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影响。在胡秋原看来，他们的意识要求是文艺家不能自由，须选边站。胡秋原则主张科学的美学，将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从政治领域拉回到学术领域。他一方面承认文艺有政治性、阶级性，同时又注重文艺与政治的区别。他以笔名“冰禅”的文章中说：“仅仅是呐喊几声‘革命文学’恐怕是不够的。而且我们如果没有把‘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弄清楚，也很容易发生许多错误的批判与结论”。他引用了藤森成吉的话：“一个伟大的革命的作家，他的作品之能永远可贵者，并不一定要他把他的作品，装入一个革命的范型内面去，只要他能够真正的表现他的时代，能够真正的表现时代的精神，那末，他的作品也是痛切社会生活的批评，预言，和警告了，他的作品也就永远地不朽了”。他认为经济与文学只是间接的。在文艺自由辩论时，他用普列汉诺夫的“阶级心理”来表述文艺的阶级性，并批评左翼文人说：“研究意识形态固不可忽视阶级性，然而亦不可将阶级性之反映看成简单之公式”，文艺的阶级斗争，是可以间接的。他试图以唯物史观叙述艺术的起源和发展，来回答“为艺术而艺术”与“为人生而艺术”之间的分歧和功过。他主要从普列汉诺夫中找到了理论支撑，坚持文艺相对独立的美学价值，并认为“社会经济与艺术绝无直接的关系”，“艺术作品与政治论文之间要存在艺术特质的鸿沟”。“艺术是藉形象之助的思索，科学是藉概念之助的思索”，“艺术底价值是存在的，艺术底价值是有独自性的。优秀的艺术因其艺术价值之故，因其客观性之故，古今同赏，所以文艺之艺术价值和美一样，是有其永远性——至少，其永远性是相对地存在的。”“艺术的特质就是因为它的艺术价值，这是文艺之根本”。在当年，左翼各层次的人士非常警惕胡秋原的“自由主义”倾向，瞿秋白认为胡秋原的思想是“用贵族阶级的标准”，是“变相的艺术至上论”，而右翼势力也警惕胡秋原亲左亲苏倾向，不但在理论对他有所指责，还在重要职务上不给予安排等等。胡秋原也曾努力试图让左右两大势力之间，以自由人的角色，建立起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第三势力。在当时国共两大势力思想激荡和对立的语境中。胡秋原这想法，谈何容易实现？其结果必然受到左右夹击。虽然多年以后，中共理论家胡乔木等人承认“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马恩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找不到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的根据’”。胡秋原到欧洲和苏俄的观察和深思后，思想有了新变化，强调“公平、正义”等若干原则，提出“人生之目的与价值，即在有效服务于大多数最大量最永久之幸福”。后来，胡在探索中国出路时，又提出“一个工业化的中国将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文化”，“由中国所创造，为中国之进步，表现中国之特点的现代文明”，“形式上是民族的，内容上是科学的”，“超越传统，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而前进”。等等。为什么胡秋原的思想在学术界反响不大，影响力很有限呢？有的学者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第一，因为他的政治身份复杂，较长时间为国共两大势力所不喜欢；第二是他的理论解释不透彻，“破”的功夫多于“立”的考虑，没有提供一种可操作性的文化建设指引。
胡秋原一生很多时间是处在风雷激荡的岁月中，他沿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再造文明”的追求，常以“反潮流”辨手的角色，终身在学术、文化展开辩论。在现代文化的许多论题上，发出独立的声音。他曾努力去系统地完善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并在美学上有自己的发挥。他曾担任过很多职务，参与多种类型的很多活动，写出数量巨大的文字发表在报刊上，或结集出版。他长期游离于政治与学术、左翼与右翼之间，政治和学术立场有多次的转向。西化派称他为传统派，左翼和传统派将他归入自由主义一脉。在现代思想谱系中很难将他清晰定位。而他试图超越三派，以中华文化为主体，以中体西用式的“明道救世”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在他近百年的努力、奋斗里，曾出现不少险象横生的时刻，却凭着他的智慧和幸运始终能平安、健康、高寿、有尊严、较富足地渡过。他为他人、为家乡、为民族、为海峡两岸统一、为文化以至美学，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多方面的成就。真是不容易！一生有很多人生美学的闪光点。胡秋原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承接了他父亲家国情怀的气场，一生在不断修善、追求独立的精神、自由而崇高的人格。他确实赢得了不少人和机构的赞赏和尊敬。纵观胡秋原的一生和他所取得的文化方面的成果，我认为，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得到诸多的启示，其中包括时间、精力、财力、人际关系的处理、学问的研究方向、思想如何能更深刻，文章的数量与质量的辩证关系、人格怎样更完善、活动的重点安排等等等等的问题。人生不可重来，我们应从前人的经历中，汲取有益的启示。胡秋原对于不少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值得好好地研究和总结。
（责任编辑：詹邓   严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