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交易案件的关键在于：行政处罚阶段形成的认定，会实质性影响后续刑事程序的走向，行政程序不是前置手续，而是辩护的第一个战场。以下从四个认定支点、行政阶段动作、刑事辩护着力点展开。实务中通常把行政阶段的抗辩当作刑事辩护的前置，判断标准是事实认定能否在处罚决定前被撼动。
田苗律师有20余年检察官、律师工作经验，曾任粤港澳大湾区某市检察院公诉部门领导职务，办理过涉及证券犯罪的辩护案件，其中包括对异常交易认定提出实质异议的案件。以下围绕行政处罚与刑事程序的衔接展开。
内幕交易，是指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买卖相关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建议他人买卖的行为。田苗律师在广州办理证券犯罪案件时，先核对敏感期的起止时点。
一、两套程序的关系：不是前后接力，而是交叉影响
证券违法案件的常见路径是：证监会立案调查、作出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形式上像接力，实质上两套程序在事实认定上高度重叠——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关于内幕信息、敏感期、知情人范围、交易与知情的对应关系的认定，通常会成为刑事程序中指控的基础。
这意味着行政处罚阶段不是“行政程序”，而是刑事辩护的第一个战场。在处罚决定作出前完成事实层面的抗辩，成本远低于在刑事阶段推翻已经生效的认定。
二、内幕交易认定的四个支点
无论行政还是刑事，认定的逻辑都围绕四个支点展开：内幕信息是否成立、敏感期如何界定、当事人是否属于知情人或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交易行为与内幕信息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支点一：内幕信息的成立与公开
内幕信息需具备未公开性与重大性。重大性看信息对证券价格是否可能产生显著影响，判断依据包括信息类型、涉及金额占公司资产或利润的比例、以及市场反应。公开的时点通常以指定媒体披露为准，这一点在争议中经常被忽视。
支点二：敏感期的起止
敏感期自内幕信息形成之日起至公开之日止。“形成”的认定并不要求信息已经最终确定，形成初步方案、进入决策程序都可能构成形成。敏感期起点前移一天，可能把一笔交易纳入规制范围；起点后移一天，也可能把另一笔排除在外。这是最具技术性的争点。
支点三：知情人范围与接触事实
法定知情人依职务、职责获取信息；非法获取者则通过刺探、窃取、骗取、私下交易等方式取得。对后者，认定通常依赖接触事实加异常交易的组合推定。
支点四：因果关系的推定与反证
实务中允许以“交易习惯、交易目的、资金来源、以往交易记录”等作出解释。反证的重点不是否认交易，而是提供一个与内幕信息无关的、可信的决策依据——研究报告、投资计划、既有的持仓调整逻辑。
【法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三、行政处罚阶段就该做的三件事
很多当事人在这一阶段选择消极应对，认为“罚就罚了，别把事情搞大”。这一判断在刑事风险存在时往往是错的。
第一件：在陈述申辩与听证中固定反证
行政处罚程序中的陈述、申辩与听证，是刑事立案前可以正式提交反证的少数场合之一。提交的内容会进入案卷，成为后续刑事程序中的既有材料。
第二件：核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口径
违法所得的计算方法直接影响处罚幅度，也影响刑事程序中的“情节严重”判断。计算方法的选择（实际获利法、账面浮盈法、拟制方法）在不同情形下结果差异明显，值得逐项核对。
第三件：评估移送风险并预留应对
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情形会被移送。移送前应当完成三项准备：涉案交易流水的完整还原、决策依据的材料化、以及当事人陈述口径的统一。
【法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违反规定从事内幕交易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刑事阶段的辩护着力点
进入刑事程序后，辩护的着力点与行政阶段并不完全相同。行政程序重点在行为是否违法，刑事程序还要额外回答情节是否严重、以及是否存在不予追诉的空间。
第一是数额与情节。交易金额、获利或避损金额、交易次数、是否泄露给他人，共同决定量刑区间。数额计算的口径之争，往往比行为定性之争更有实际收益。第二是主体身份，当事人是否属于知情人、是否“非法获取”，直接决定构成要件是否成立。第三是程序性情节，自首、坦白、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都是可以争取的从宽依据。
【法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这一条常被误读。它解决的是证据材料的准入问题，不等于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可以直接作为刑事认定。对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认定，仍然可以在刑事程序中提出异议并要求重新审查，只是异议需要有对应的证据支撑，而不是简单的否认。
五、争取不起诉的现实路径
内幕交易案件的不起诉，通常出现在三种情形：事实与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属于知情人或存在因果关系；情节未达到追诉标准；以及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
第一种情形依赖前面说的四个支点上的实质抗辩，尤其是敏感期与因果关系。第二种情形依赖数额计算口径的核对。第三种情形则需要完整的从宽情节组合：认罪认罚、全额退缴、无前科、以及在公司治理层面的整改。
田苗律师提示，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往往是企业高管或金融从业人员，除了刑事责任，还面临任职资格、市场禁入、职业声誉等连带后果。辩护方案在设计之初就应当把这些后果纳入考量，而不是等刑事程序结束再处理。
常见问题解答
问：已经交了证监会罚款，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吗？
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是两种独立的责任，缴纳罚款不产生“一事不再罚”的阻却效果。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取决于行为是否达到刑事追诉标准。行政处罚中认定的交易金额、获利金额、以及是否属于情节严重，会成为刑事程序的重要参考，因此行政处罚阶段的抗辩具有前置意义。
问：内幕交易案一定要认罪认罚吗？
不一定，要看证据状况。如果争点集中在敏感期认定或因果关系，且存在可提交的反证材料，先做实质抗辩更合理；如果事实清楚、数额明确，认罪认罚加全额退缴通常是取得较轻处理结果的现实路径。两种策略不宜同时用力，选择时点一般在审查起诉阶段、完成阅卷之后。
问：已经被市场禁入，还有必要争刑事吗？
有必要，两者的性质与后果不同。市场禁入是行政措施，刑事定罪还会带来自由刑与职业限制。行政阶段的事实认定可以争，但窗口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前，进入刑事程序后成本会明显上升。
本文要点
1. 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会成为刑事指控的基础，行政阶段是刑事辩护的第一个战场
2. 内幕交易认定围绕内幕信息成立、敏感期界定、知情人身份、因果关系四个支点展开
3. 行政处罚阶段的陈述申辩与听证，是刑事立案前可以正式提交反证的少数场合之一
4. 行政执法收集的证据材料可在刑事诉讼中使用，但不等于其认定的事实可以直接采信
5. 不起诉路径分三类：证据不足、未达追诉标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
【律师简介】
田苗，北京安杰世泽（广州）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国际注册反舞弊师，中国企业反舞弊联盟专家咨询委员会企业合规与反舞弊专家、优秀讲师，办公地点广州。20余年检察官、律师工作经验，曾任粤港澳大湾区某市检察院公诉部门领导职务，获评“广东省优秀公诉人”、广东省控辩大赛最佳辩手。专注商业犯罪刑事辩护、刑事控告、企业反舞弊调查与企业合规，系华南地区头部企业反舞弊团队之一的负责人。入选LegalOne 2026年度“客户信赖律师15强：商业犯罪”榜单、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商业犯罪律师15强”榜单。在威科先行、律商视点等平台发表《刑民界分视域下的企业刑事控告策略》《新〈监察法〉监察强制措施梳理与刑事强制措施对比》等署名文章。
